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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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370号
2014年2月1日

对世界通货紧缩的恐慌

        不久前，专家们和投资人还把“新兴市场”—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溢美之称—看作世界经济的拯救者。当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支柱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发挥其原有和传统作用上全都摇摇欲坠的时候，只有它们才是维持增长从而维持资本积累的所在。

        因此，当一月份最后两周，《华尔街日报》、Main St、《金融时报》、彭博社、《纽约时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发出有关这些新兴市场“崩溃”的警告、尤其是担心可能出现“传染性”通货紧缩的时候，就非常引人注目。我听起来就像是稍加掩饰的恐慌。

        首先，就通货紧缩说几句。一个“平稳的”市场指的是名义价格不下跌，而只是慢慢爬升。这使卖家和买家能够较有信心地预测，什么样的决定对他们最优。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市场并不平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分析人士把这种平稳的下挫时间定为从2008年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转折开始。我个人认为这种平稳的下挫始于1967-1973年，从那时起一直在持续。

        无论存在显著的通货紧缩还是显著的通货膨胀，市场就不平稳。就其对实际就业数据以及从而对各种生产的有效需求的影响而言，两者实际上一样。无论现实世界的就业由于什么原因下降，都会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遭受剧痛，并且大大增加不确定性，这导致趋于冻结进一步的生产性投资，从而引发更多的苦难和更多的冻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一些大资本家能够通过精明的投机性金融操作，利用这种情况获利。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下的赌注很大—或者其资产巨额升值，或者破产。不过，至少这些操纵者还有机会大量获利。世界大多数人口基本上肯定会输掉，往往损失惨重。

        这些恐慌报告的内容是什么？迈克尔•阿诺德[Michael Arnold]在《华尔街日报》上问道：“抛售会不会促使新兴市场的央行加息？”他说，市场动荡是由中国“令人失望的增长数字”和阿根廷的货币贬值造成的。阿诺德特别担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有“大量债务负担并严重依赖外国贷款”，因此正在采取措施抑制通胀。他提到土耳其是另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哈尔•M.邦德里克[Hal M. Bundrick]在Main St 上强调传染性。他认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加上土耳其、阿根廷和乌克兰的政治动荡，都在“加速下滑”。他引述了俄罗斯银行家关于卢布下跌以及“接近恐慌”气氛的说法。他说，这种恐慌“在情绪上横穿新兴和发达[市场]”。

        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在《金融时报》上给自己文章的大标题是，“新兴国家会不会让全球经济复苏脱轨？”他说，新兴市场货币已成“自由落体”。他也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关键问题，特别是由于其影响到“供方经济体”（也就是，向中国出售初级产品的国家）--尤其是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他说，“信贷泡沫之痛”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土耳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的降速太大，这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文章以审慎乐观的语气结尾，但他立刻收回此话，说自己的模拟（他审慎乐观态度的基础）建立在旧模式基础上，有可能不再成立。

        拉尔夫•阿特金斯[Ralph Atkins]在《金融时报》上谈论“通货紧缩的幽灵”。通货紧缩即使短期内有正面作用，长期而言对“股市绝对是负面因素”。他特别担心的似乎是欧元区。在引述了别人给出的光明面理由后，他最后说，“通货紧缩的幽灵穿的是隐形斗篷”。

        不是别人而正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告诉那些聚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精英们说，由于美国削减其现金刺激，威胁到全球市场。“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她提到“在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

        就在同一周，彭博社发表一篇社论，开头是“新兴市场经济经历了严峻的一周”。他们认为新兴市场过于紧贴美元，因此“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波动过度敏感，无论这种波动是真实还是想象的。”所以，他们说教美联储不要“过快收紧”，也不出意料地说教新兴国家要“改进自己的政策”。

        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兰登•托马斯[Landon Thomas]在《纽约时报》上告诉我们，华尔街最新流行语不再是金砖五国，而是“脆弱五国”。这份名单包括三个金砖成员（巴西、印度、南非），加上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它既没提中国也没提俄罗斯，两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似乎对此起到很大作用。

        大家似乎都在提供好的建议，当然，这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形势有所缓和。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全球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但人们感觉到这一点，就在表象之下，他们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感到恐慌，因为那样他们对“增长”的一味强调—这个最高信念—就会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不再是周期性，而变成结构性，对危机的反应也不再是缓和，而是创建一个新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分叉，即有两种可能的后果，一个比现有体系更好，一个比现有体系更坏，而无论哪一种后果，都涉及到我们这些作为其中一员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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