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供链加速重构，我国在全球产供链上面临的外部风险较为突出，深刻影响着我国产供链的安全与韧性。与此同时，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变化、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不清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卡点堵点”等因素也影响着我国产供链的韧性。

　　外部影响因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去中国化”的“脱钩断链”措施，影响了我国产供链的韧性和稳定发展。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在要素、市场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竞争，冲击我国部分产供链的竞争优势。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美西方国家加速推动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去中国化”，产供链区域化重构提速。美国及其盟友为减少对我国产供链依赖，进一步强化对关键领域的技术管控与制度话语权，加剧了全球产供链区域化、阵营化趋势。例如，欧洲加强对关键原材料的本土掌控，日本推动企业向东南亚转移或本土回流，形成与美国“去中国化”政策相呼应的产供链区域化趋势，使制造业产供链发展方向从传统效率导向加速转向以区域化重构为特征的安全导向。第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以竞争优势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降低了全球供应链对我国原材料和领先产品的依赖。一方面，东南亚等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步显现。另一方面，2022年5月美国与东盟国家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双方承诺为提高各条全球供应链韧性和确保地区互联互通不中断提供便利条件，这对我国在亚太供应链上的优势形成了冲击。第三，美国关税政策加剧全球制造业产供链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战略导向，其非常规关税措施突破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对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经贸秩序及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威胁，严重干扰全球制造业产供链稳定运行。特别是美国“对等关税”压缩了产供链应对突发风险的政策空间，导致整体韧性呈现弱化趋势。

　　内部影响因素

　　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不清晰，高技术产业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供链重要“黏合剂”，尚未完全匹配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需求。具体体现在：第一，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素价格优势下降，高技术产业实力还有待提高，降低了相关产供链稳定性。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涌向东南亚等国家。我国低技能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高技术产业难以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而影响国内产供链稳定以及稳增长保就业的局面。第二，我国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不清晰，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这些产业如果不能准确把握产业的发展路径和转型升级方向，就难以成为提升产供链韧性的基础环节。这些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待转移”的生产环节是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还是出海寻求海外市场，目前尚不清晰。第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张迅速，但是质量和供给水平总体滞后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呈现出“制造强、服务偏弱”特征，不利于加快产业升级和提升产供链韧性。

　　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的路径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概念，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传统的要素与市场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系统性对接与输出。实践表明，不断推进的制度型开放是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性的核心路径。具体可从三条路径展开：

　　区域路径

　　区域路径是指以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实施效应为动能，鼓励成员国扩大输出在海关、物流、投资规则等方面的制度经验，推动我国与区域合作伙伴改善双边营商环境，推进产供链创新发展。第一，深化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升成员国区域经贸合作与扩大对外开放。近年来，RCEP有效促进了成员国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其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深度参与RCEP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还有利于我国向区域产供链“领头雁”角色转变。与此同时，RCEP区域内部已形成明确的产供链分工体系，我国部分产业生产环节向成员国转移也有利于区域产供链稳定发展。第二，积极构建共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产供链。从实践看，强化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经济发展是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我国与共建国家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因此，要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合作从贸易互通迈向产能合作，设立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基金，为跨境产业链项目提供融资保障，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要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以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国家路径

　　国家路径是指以提升供需韧性、科技创新和优化要素配置为抓手，并通过主动对接高标准协定，大力推动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海关便利化等领域形成可操作规则，以此落实制度型开放新举措。第一，提升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要有旺盛的需求推动，要优化分配机制与提高消费能力，加强国内经济的发展韧性，特别是增强供需体系的韧性。第二，加强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离不开科技创新，要依托科技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增长创造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第三，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需要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第四，积极推进我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先行先试，逐步在全国推广，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系统性对接与输出，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如通关规则统一、负面清单管理、标准互认），显著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效率。

　　产业与治理路径

　　产业与治理路径是指以制度型开放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供链国际合作关系。第一，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尖端科技领域，深化与欧盟、东亚各国的技术合作，以应对美国“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降低对单一市场及产业链环节的依赖。促进技术、人才、资源、关键零部件等要素跨境优化配置，共建开放共赢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第二，积极构建双边产供链合作机制，将双边产供链治理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2026年7月10日，我国与泰国签署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第三，针对制度型开放优势不持续、治理话语权弱等造成的风险，需进一步释放制度型开放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吸引国际资源集聚，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规则话语权与抗风险能力，保障产供链安全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型开放提升我国产供链韧性的对策建议

　　第一，为破解美西方国家在部分产业上排挤中国造成的产供链不稳定问题，我国应积极申请加入符合我国和地区利益的贸易协定。我国应进一步对标高标准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中的条款，并积极申请加入。同时，高效实施RCEP各项条款，加强区域产供链的韧性。深入贯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供链伙伴关系。第二，密切关注并积极响应当前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对华产供链合作的新动向，这是维护全球和亚太地区产供链稳定的关键。从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发展及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反应看，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能合作的基础是坚实的。考虑到自身利益与区域合作的诉求，东南亚国家将会更加重视RCEP的实施，加强与我国产供链合作，这是维护亚太地区产供链持续稳定与繁荣发展的最可靠根基。第三，为防范物流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产供链的影响，我国与其他产供链上的国家需进一步加强合作。产供链上的国家不仅要在生产衔接上提高效率，还要促进物流等服务环节的协调并加强务实合作，共同遏制成本过快上涨。进一步加强与其他产供链国家的物流信息的互联和共享，促进国际物流和产供链规则的制定和相互承认，努力促进入境口岸清关，确保产供链的高效运行。

　　以制度型开放防范部分国家“卡脖子”的产业政策

　　我国推动的制度型开放体现了经贸规则向“制度协调化”演进的方向，坚决抵制部分国家以“技术规锁”重蹈“以邻为壑”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颁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及其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试图将我国挤出东亚乃至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特别是2026年4月，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联合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拟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出口管制。面对上述挑战，我国可从以下层面进行战略应对，促进半导体产供链韧性发展：第一，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全球产业生态兼容的制度环境，解决半导体产业的人才、资本、标准、知识产权跨境流动难题。第二，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有效降低国际合作的各种壁垒，攻克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难关，壮大产业。第三，对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通行规则，对接国际专利许可实践，完善跨境产品检测认证互认机制等，提升本土半导体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第四，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及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贸协定中，增加有关加强半导体产品贸易合作的章节，确保东亚地区半导体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

　　以产业开放和产供链国际对接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继续扩大制造业开放，适应产供链多元化新趋势，提高我国产供链韧性。未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应更注重通过开放最大限度实现贸易品部门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并确保消费者从产品多样化中获益。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还应注重产供链的多元化和贸易结构的均衡化。对我国而言，拓展多元化市场、平衡贸易网络结构、分散市场波动风险、提高产供链韧性，尤为重要。第二，提升全球产供链与我国产供链的高效对接与融合。通过优化国内流通和服务，打通内外联通通道，将两个市场高效对接，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国内要素和资源，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产业间关系，进一步整合我国企业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实现产品链在国内的优化布局和合理转移，从而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

　　优化制度环境，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政策支撑

　　第一，健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良好外资营商环境。健全公平竞争长效机制，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全链条信用监管体系，提升外资信任度。第二，实施政策“组合拳”，落实外资公平待遇。统筹负面清单与正面鼓励模式，建立多层次负面清单披露体系，扩大鼓励外资范围。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外资政策协同治理，建立政策制定、执行、反馈联动机制，保障政策连贯性与有效性。第三，加快新业态新领域的改革创新，完善制度型开放新体制。以先行先试模式构建新兴产业开放生态，在重点区域布局新业态试点，分类推进建设，打造创新网络。以“规则互认+技术赋能”构建可信数据流通体系，明确数据安全与技术合规要求，推进数据安全白名单互认，拓宽数据流通范围，赋能全球产供链韧性发展。

　　（本文发表于《中国外汇》 202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