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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政策:华府调整战术 不改变战略错误
2025-05-16 11:25:00

本文发表于《明报》 2025年5月8日

美国投资政策:华府调整战术 不改变战略错误

潘圆圆

  美方推动脱钩的战略过多地搀杂了非经济因素,无论是人为阻挡资金逐利,还是尝试打击中国基于资源禀赋的实体优势,抑或是对美国制造业「拔苗助长」,都不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选择,如此战略甚至有强大的反作用。

  今年2月美国发布《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总统备忘录,提到美国投资政策的目标:「美国投资者将投资于美国的未来,而不是中国的未来。」基于这目标,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华投资的战术:进一步把美国市场「武器化」,将限制中美双向投资推向新高度。

  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似乎是:美国是全球资金主要来源,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减少美国资金供给,阻断中企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关系,就能抑制中国企业成长、限制中国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然而美国看待「资金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逻辑,及基于这逻辑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成立的。限制型战术的升级调整,不改变美方在处理中美投资关系上出现战略错误的事实。

  一、资金与实体合作能实现共赢

  资金与实体经济的合作,能给彼此带来好处,美企对华投资是一个代表例子。投资者首要动力是资本增值;而满足资金接受国的需求,能助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目标。另方面,跟其他资金接受国类似,中国吸引外资之首要目的是促进本国增长。为实现此目的,中国向外企提供其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助其获利。过去30多年,中美投资关系实现了「己方想要获益,须让对方也获益」的状态,美国资金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合作运行良好。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全球增长平稳、贸易繁荣的重要原因。

  多方面数据可以支持上述结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1982至200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平均为7.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收益尤其高,上世纪90年代美企对华投资收益率逾20%。从中国角度看,外企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价值,吸引外资是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美国是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美企对华进出口、税收、固定资产等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

  中美在实体经济和资金上各有相对优势。资金与实体脱钩,会给双方带来成本,但美国的成本高于中国,两国为此付出的成本是不对称。

  二、资金与实体脱钩将致不对称成本

  美国限制中国取得外部资金、减少技术在华应用,短期内会给中国带来不方便,中期里「成本冲击」会弱化,中国处理得当也可化危为机。一个典型例子是人工智能(AI)行业的发展:中国AI行业遭遇美国最严苛的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最终在资金和技术双双被约束的条件下,从提高效率入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突破。半导体等行业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制造业对中端芯片的大量需求,提高了自主研发能力,其中或许有美国打压的一份「贡献」。

  投资脱钩对美国影响更大、成本更高。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投资脱钩,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成本。

  首先,为规避美方对境外投资的限制,部分美企可能选择将业务转到国外,这与特朗普吸引制造业回流的目标背道而驰。美企在中国市场的年度销售额逾数千亿美元、利润逾数百亿美元,销售和利润返投于美国业务。若美国投资禁令落地,而美企又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利润,将相关业务(特别是与实体有关的)转移是一个选项。这不是美国投资政策制定者想看到的结果。

  三、欧日澳加强与华合作符双方利益

  其次,当美国政府推动投资脱钩,其他国家投资者将取代美企,同时与中国展开技术合作,这对美国意味着双重成本。倘美方继续限制资金流向中国,不仅美企会丢失市场分额,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目标也有大机会落空,这样美国的损失会加倍。

  欧洲、日本、澳洲等与华有密切投资经贸关系,加强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例如大众汽车供应链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其汽车销量里的40%销往中国市场。又如,2023年日本在华投资存量为1315亿美元,投资量超过美国投资者。再如,澳洲出口量里约35%销往中国。中国扩大开放、与他国分享增长红利,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有吸引力。各国将在何种程度上追随美国政策,并不确定。

  再次,美国不富裕的消费者要为本国激进的投资政策支付高成本。中国的大市场和生产能力,降低了制造品和技术品价格,使之成为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商品。美国2019年一项研究发现,2000至2007年,与中国贸易的增加使美国普通家庭的年购买力提高了1500美元。同样,因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占重要位置,当美方实施激进脱钩的投资政策,全球产业链将不可避免受影响。这会推高生产成本,美国通胀风险或再次上升,因此最受影响的是美国不富裕的消费者。

  另外,投资脱钩对美国还意味着巨大的声誉成本。美国要守住资金和技术优势,须维持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声誉是「溢价」的关键。

  当美国只从本国政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在投资问题上实施国别歧视政策,很难令其他国家觉得自己可以豁免。外国投资者要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方能满足美国在投资准入中的标准?已享受宽松政策的国家,「例外待遇」能持续多久?未来是否会有附加条件?美国政策的善变,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而这会削弱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之吸引力。

  最后,中国的反制会增加美国投资政策成本。以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的贸易冲突为例,美国有研究认为此次冲突导致美国约3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进一步的投资脱钩,对美国的中小企业、农民等主体都是灾难消息。

  四、对美方政策中国有充分应对手段

  综上,美方推动脱钩的战略过多地搀杂了非经济因素,无论是人为阻挡资金逐利,还是尝试打击中国基于资源禀赋的实体优势,抑或是对美国制造业「拔苗助长」,都不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选择,如此战略甚至有强大的反作用。计算脱钩的损失和代价,说明两国需承担不对称成本,目的是对美国投资政策的制定者给予善意提醒。同时,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不理性也有充分估计和应对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