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年第1期

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的特点、成因及应对

任琳

　　追溯全球化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思考全球化底层逻辑是否发生改变及我们该如何予以有效应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全球化皆具有三对矛盾互动的基本特征：单向度与可逆性、非中性和中性、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新的动荡变革期及此轮逆全球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的冲击；主客观“脱钩断链”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科技进步既拉动增长又制造“数字鸿沟”；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双重治理目标难以兼顾；全球治理体系本身面临严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危机。当下，如何让全球化重回健康轨道，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历史性命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开放型世界经济、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互利共赢与普惠包容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

　　一、全球化的起源、定义与基本特征

　　追溯全球化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思考全球化底层逻辑是否发生改变及我们该如何予以应对的问题。全球化底层逻辑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塑造具有基础性作用。有人会将全球化追溯至大航海时代，也有人会溯源到19世纪的帝国世界体系或是殖民时代。然而，现代意义的全球化应主要由市场驱动，虽然无法完全规避非中性问题，但也带有一定的公平性和自由贸易特征，不应涵盖具备强制性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经济。虽然，“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都在推动贸易发展，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强权国家滥用权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缘起于现代的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并已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交通运输的便利、通信技术进步为全球市场的开放与整合提供助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随着分工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构成了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

　　全球化的相关概念千千万万，定义的主要维度有以下三类：在器物层面，经济全球化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以资源配置全球化为核心特征，主体是跨国公司；在制度层面，治理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则是一个世界各国融入统一的全球性的规则体系并据此行动的过程；在观念层面，“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呈现出趋同与分化的趋势”。本文更多是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谈及全球化。

　　全球化具有一些彼此矛盾互动的基本特征，它们互为硬币的两面，决定了全球化的行进轨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兼具了不同的特征及其组合。因此，研判全球化的行进方向，亟需深刻领会其诸多基本特征的矛盾互动。

　　单向度和可逆性。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和单向度的，而是存在可逆性和波动性的。历史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循环往复，永远处于变动当中。从经济学视角看，合是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各利益攸关方关心的是绝对收益；从权力视角看，分则是为了个体利益最大化，重要利益攸关方无法忍受他者获益大于自己。实际上，任何外部环境和内部处境的变化，都可能会改变核心利益攸关方对全球化的态度，进而对其行进方向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往往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霸主国家及其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和意志的对比，因此，一定时期中，逆向运动如果符合它们的利益，当然也很可能成为历史的选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为全球化发起者之一的霸权国会制造全球化逆流。此外，利益攸关方不仅涉及各类型国家，也涉及各国国内的不同社会阶层，正如资本获益阶层和制造业从业者就对经济全球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可逆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停滞不前。实际上，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歇。历史上每个经济周期的过渡节点，我们都能听到质疑全球化的声音。所谓逆全球化现象往往是全球化的短期震荡或回流，是部分利益攸关方因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诸多全球性或本土性问题及挑战而产生的应激性和保护性反应。当这种在特殊时间节点上的调适行为结束，则意味着全球化逆流终止，全球化大潮前赴后继，奔赴未来。

　　非中性和中性。全球治理依托于规则层面的全球化而得以推广和固化。然而，全球治理的规则具有双重特性，既有中性规则，从功能层面确保全球化运行，又有非中性规则，维护发达经济体的“先行者权益”。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内容的协议》（1986～1994年达成）在保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关知识的机会空间，这是规则非中性的体现。与此同时，世贸组织本身也兼具规则中性特征，这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腾飞创造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扩散过程就是指（中性或非中性）国际规则、规制和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实施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从而打破经贸壁垒，降低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经济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总之，中性规则通过正向“溢出效应”让诸多国家或非国家利益攸关者获得诸如得自全球贸易投资的收益，而非中性规则的存在也埋下了全球化需要阶段性调试或长期克服的根源性矛盾。

　　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前者往往会弱化国家逻辑，后者往往会强化国家逻辑。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两者都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国家角色，但也在提升国家治理的必要性。强化国家功能以及提升治理能力是及时应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客观需求。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出现民粹主义“赋能”国内政治乃至溢出至国际议程、破坏全球化进程的现象。正如特朗普一度试图增强国家政府对资本的驾驭能力，以达到平复国内反对情绪、提高美国政府收入、增强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特朗普要规制资本，规定资本的去向，希望美国资本留在国内，创造就业和税收”。虽然无法判断特朗普驾驭资本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但此举的确反映了其通过强化国家逻辑来回应全球化弊端、寻求赢得更多选票的现象。实际上，国家治理（强化国家逻辑）与全球治理（弱化国家逻辑）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的辩证关系，全球治理有赖于有效的国家治理而得以落实和推进，但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外部助推力。各类型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时，都需要妥善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处理得当，将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处理不好，则会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

　　二、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的成因

　　当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遭遇历史性逆流。在一系列新旧因素的冲击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也对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亟需盘点新的动荡变革期及此轮逆全球化的基本特点及成因，进而思考全球化底层逻辑变动与否的深层次原因。整体而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不断冲击全球化（开放与发展的矛盾）；主客观“脱钩断链”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经济与权力的矛盾）；科技进步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制造“数字鸿沟”（技术进步与包容发展的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双重治理目标难以兼顾（绿色与发展的矛盾）；全球治理体系本身面临严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危机（治理需求与治理供给的矛盾）。

　　美国大选结果揭示民粹主义拥有广阔市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助长经济全球化逆流。此前，全球化的“反对者”往往被认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此轮逆全球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到经济全球化排斥的普通民众。后者的民粹主义情绪在现代网络通信手段的裹挟下迅速蔓延，在发达国家内政（极端政党当选）和对外政策（单边贸易盛行）中皆产生了超出预期的政治影响力，催生出巨大的全球化逆流。而民粹主义情绪若未能有效控制，其产生的极限影响可能会导致世界整体福利的下降。有研究分析了“脱钩”只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不针对第三方国家的特殊情景。该研究认为，“在此情景下，美国、中国和世界都会遭受福利损失，但福利损失相对较小。与基线均衡相比，美中两国福利下降0.41%，世界福利下降0.11%”。同时，一旦“脱钩”和高关税的影响最终反映在消费品上，普通民众的利益将遭受损失。作为福利受损的利益攸关方，发达国家国内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可能又会呈现螺旋上升趋势。

　　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各阶层间带来非中性收益，导致财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也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温床。思潮本身也是弱势群体不满情绪（针对不合理收益分配现状）在思想领域的真实写照。如若相关国家未能实现合理的财富二次分配，并及时有效地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往往会导致社会内部分化加剧，民粹主义思潮也会因此持续上涨。一旦这种情绪累积至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而特朗普的再次胜选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种压力。他在政策宣示中频频“策应”这种需求，诉诸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进行单边制裁。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夹杂了极端政治倾向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措施，不仅意味着强势国家逻辑回归，主观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破坏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还会导致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引发地区性乃至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主客观“脱钩断链”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负和博弈”逐渐取代“正和博弈”。与民粹主义叙事甚嚣尘上相伴的是，部分发达经济体不断诉诸单边贸易和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2024年11月13日，世贸组织发布第31期《二十国集团（G20）贸易措施监测报告》，指出“在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的审查区间内，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对货物采取了91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和141项贸易便利措施，大多涉及进口。相关限制措施的贸易覆盖范围估计为8289亿美元，较上次二十国集团报告的2460亿美元大幅增加。贸易便利化措施覆盖范围由3188亿美元增至10696亿美元。”过去一年的数据显示，二十国集团经济体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覆盖面正在显著扩大，且部分经济体存在“向内转”和单边贸易的偏好转向。然而，制裁涉及所谓关键核心领域的识别标准并不清晰，“国家安全”的概念被频频滥用于打破世贸组织的约束。冷战后几十年内，划界日渐明确的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经济问题开始变得纠葛不清，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不得不在权力逻辑面前“折腰”。

　　主客观“脱钩断链”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原则及分布格局。随着霸权护持的强势国家逻辑回归，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明显的本土化和友岸化趋势，加之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带来的客观断链，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塑造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遭遇人为拆解。为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台相应鼓励政策或限制政策，推动本国制造业回流；实际上，部分大国诉诸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的霸权重置行为，正在破坏市场导向和效率优先原则，干扰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实际上，以权力争夺为核心特征的“负和博弈”正在替代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正和博弈”。此外，各类排他性的“小圈子”正在逐步勾画出“友岸化”的贸易格局。诸多大型区域性自贸协定的签订也在改变全球经贸格局，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其中，部分发达国家刻意塑造具有排他性和非中性特征的区域性规则，抬高或威胁抬高关税水平，给区域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带来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新一轮科技革命具有“双刃剑”效应，既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又会拉大“数字鸿沟”加剧深层矛盾。这种双向效应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相伴而生的。当技术进步被应用于生产，不仅能够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并通过自动化、精细化、标准化和智能化提高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当技术进步被应用于消费环节，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使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线购物、远程操控智能家电、体验无人驾驶的时尚便利等。然而，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就业不足、安全隐患和科技伦理等新问题。以数字领域为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日渐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悄然成为连接各国人民和各国经济的“新桥梁”。然而，数字技术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形成“数字鸿沟”。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衡量数字发展：2024年事实与数据》报告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获取和应用上的差距扩大，导致全球数字鸿沟加剧。2024年，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在高收入国家中约达93%，但在低收入国家仅为27%；在5G网络覆盖方面，2024年高收入国家的覆盖率约为84%，而低收入国家仅为4%；此外，全球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上网。

　　此外，围绕数字技术的国际规则尚且空白，国际社会亟需就此建章立制。在此进程中，大国共识与大国合作尤为重要。然而，部分发达经济体却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泛安全化为借口，以联盟政治为依托，以树立高标准新规则为手段，频繁塑造排他性、等级化和非中性的“小圈子”，给该领域统一性和包容性规则的形成制造障碍。2024年5月，七国集团（G7）、欧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首尔宣言》，却并未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西方国家参与讨论。此类排他性“小圈子”的建立加剧了该领域的治理赤字和“数字鸿沟”。

　　全球气变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上升，但发展赤字和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严重掣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在需求端，国际社会面临不断增加的治理需求和发展困境，各经济体一时间难以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增长压力的双重治理目标。2024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升幅接近1.5°C的临界点。但国际社会疲于应对全球多地冲突带来的地缘局势紧张局面，大国博弈升级导致大国间互信不足，尤其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各国发展资源短缺，致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日益严重，亟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融资相对短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承诺兑现情况并不乐观。一时间，“可负担气候”成为发展中经济体乃至发达经济体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供应端，可获得的全球气变治理公共产品愈加“捉襟见肘”，气变治理融资和发展融资严重不足。加之，由于面临经济增长不足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呈现“双降”态势，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当下的治理困境。以美国为例，早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时，就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但由于缔约国在协定生效日（2016年底）起三年内无权退出的条款限定，并未如愿退出；而若2025年初就任的特朗普政府向联合国递交退出《巴黎协定》的通知书，将不再受限于此。特朗普政府提出退出《巴黎协定》的理由就是气候治理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其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号召制造业回流之际，自然不想受到《巴黎协定》的束缚，进而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达成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强势回归，不仅将增强相关议题的非中性，更为气变治理制造了重大障碍，无益于多边集体行动的达成。此外，欧盟及区域内发达经济体在经济不景气、地缘政治、难民压力和国内思潮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正在逐步改变其政策偏好，或也不再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重点议事日程。

　　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加，彰显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却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日益增加，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不断加剧，亟需国际社会增大公共产品的融资体量。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目前，仅有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顺利，近一半目标进展甚微或完成一般，超过三分之一的目标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与2019年相比，2022年新增23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1亿多人遭受饥饿。2023年，死于武装冲突的平民人数激增”；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缺口为每年4万亿美元，亟需更多资金支持和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本身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大国共识缺失制约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及改革完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及推动其改革完善的能力及动力下降，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缺口有增无减。此外，为了护持霸权，霸权国不断工具化多边治理机制，乃至谋求“退出外交”，奉行“合宜则用，无用则弃”，进一步降低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世贸组织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制度支撑，也是遏制全球化逆流的国际规则屏障。然而，部分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构筑排他性“小圈子”和频繁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行为，都在冲击世贸组织“贸易推动发展、开放促进繁荣”的重要宗旨和基本精神。在进出口、市场运营、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霸权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单边管制措施，肆意将本国利益和法律凌驾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多边规则之上，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世贸组织亟须制定客观、清晰和非歧视性的标准与规则，并出台相关处罚措施，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边界，保障国际贸易的顺利运行。此外，争端解决机制在美国的阻碍下一度停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此受到极大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机制生存危机。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世贸组织近年来开始碰触发展内涵和决策机制两个深层次改革议题，尤其是在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MC13）之后，世贸组织改革有一定进展。整体而言，一方面，在畅通国际贸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国际社会对世贸组织机制的需求在上升；另一方面，世贸组织机制本身却遭遇效率困境、合法性不足和改革共识缺位的难题。

　　三、新型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贡献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确定性风险攀升，国际社会亟需予以深入分析和系统应对。然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遭遇逆流、步入崎岖路段，但其持续生命力及发展大势从未改变。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及不断攀升的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如何让经济全球化重回健康轨道，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共赢、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如果可以塑造一种新型全球化，从根源上破解诸上症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全球化逆流及其负面影响的出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及国际秩序稳定的“压舱石”。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解决开放与发展的矛盾）、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致力于解决技术进步与包容发展的矛盾）、绿色可持续发展（致力于解决绿色与发展的矛盾）及互利共赢与普惠包容（致力于解决治理需求与治理供给的矛盾）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呼吁维护联合国框架下世贸组织作为主渠道，倡导通过加强合作、平等对话和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此外，中国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夯实与拓展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契机，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与共建国家分享发展红利，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与繁荣提供助力。

　　重视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带动世界经济提质增效。数字技术与新增长动能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扮演起牵引并带动全局性和系统性发展的角色，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在重视数字赋能和创新驱动的同时，中国呼吁妥善应对“数字鸿沟”，进而从源头上克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兼顾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关切。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发展优先，弥合数字鸿沟。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力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数字经济）有效融合；不断完善数据开发利用的国际制度环境，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内外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此外，中国不仅致力于推动自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积极与区域内外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提质增效。

　　支持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4）》蓝皮书指出，过去七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稳步增长，增幅已达46.8%。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倡导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之一，也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不仅促进自身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也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为全球气变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举办交流研讨班这些方式，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普惠包容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旨在解决好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另一方面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动摇。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帮助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寻找适合其自身实际情况的独立发展路径。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从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中国首次提出要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位置，到2024年二十国集团里约峰会，中国支持峰会主席国巴西将发展议题置于核心议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高度关切和构建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