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香港《文汇报》2024年12月19日

加强市场和产业优势 稳外贸稳外资

潘圆圆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如何理解“稳外贸、稳外资”？概括而言，一方面，中国重视外贸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外贸外资依赖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经贸活动日益受到外部政治因素干扰。经济目标遭遇新的约束条件，中国该如何应对？回答或许是，在商言商。外贸外资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政治固然会改变甚至逆转经济选择，但在长期中、根本上，经济规律仍然发挥作用，增强经济优势是中国应对外部政治干扰的突围之道。

　　服务业加大开放利好外资

　　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在外贸外资数据上都有反映。外贸方面，商品和服务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高，其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仍然关键，如2023年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5%。投资数据则说明中国经济受益于国际联系。2023年外资进出口占全国贸易总量的比重为30.2%，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0.4%，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的23.4%。中国的境外投资起步时间稍晚，但直接依赖国际市场获取收入。2004年到2011年境外投资占中国海外资产的比重不到10%，2023年该比重已经上升为31%，境外投资已成为中国海外资产的重要部分。境外投资能获得何种水平的收益，与资本接受国的营商环境息息相关。

　　目前中国外贸外资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对中国外贸外资增长形成新的约束。外贸方面，特朗普拟对华出口征收高关税，欧盟与中国的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限制层出不穷，美国的境外投资审查行政令限制资金流向中国三类高技术行业。部分外企被迫在中国之外布局设厂，这是获取订单的前提条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已长期处于严苛的审查和限制之下，对部分新兴市场的投资遭遇了政治化的投资待遇。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行政和国家力量对经济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

　　面对外部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怎么办？增强经济优势能破解部分政治困境。以外贸为例，未来中国面临高关税的可能性大，如果想维持出口的增长，有几种方法：一是出口市场多元化；二是出口类别更丰富；三是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而这正是过去八年中国采取的办法：中国对东南亚、中东欧、拉美国家的出口在增加；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为代表的新三样商品出口加速；贸易方式上跨境电商在崛起；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再次被强调。从长远看，这几方面都有助于中国贸易在更长时间里持续增长。

　　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应对，同样是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其中服务业的开放尤其引人注目。服务业的开放是通过增加企业的竞争场景，拥抱新技术新赛道，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实现为制造业赋能，提高对经济的贡献率等目标。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则指向整体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对外企、私企和国企都是好消息。

　　积极与其他国家收益共享

　　中国的境外投资政策体现了发挥经济优势，突破政治阻力的策略。目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受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投资热点。2023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存量为3,348亿美元，占中国境外投资存量的11.3%，加上援助、贷款、工程承包等类型的投资合作，中国正努力加深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利益连接。在这个过程里中企的优势也很关键。基于国内市场的积累，部分中企获得了竞争优势。当这些企业展开境外投资，资本接受国或因为看重某方面的优势而欢迎中国投资者，中企也具备一定的谈判能力，双方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是投资增长的经济逻辑。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外部政治压力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取决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中国将加强经济优势给予应对。强化中国在市场和产业上的优势，调整外贸外资发展策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其他国家收益共享，经济逻辑可有效破解不利局面。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外部压力转换为中国增长的新动能，是更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