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张宇燕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报告将从观察全球经济的十项指标入手，讨论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并给出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的判断。
一、从统计数据中看过去一年多世界经济的表现
反映世界经济的数字指标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10类，分别为经济增长、就业（失业）、通货膨胀、债务、资本市场、利率、汇率、贸易、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大宗商品价格。
（一）经济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9年为2.8%），GDP为84.7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5%，其中，美国为-3.4%，欧元区为-6.3%，日本为-4.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2.1%，其中，印度为-7.3%，中国为2.3%。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5.2%，其中，美国为6.0%，欧元区为5.0%，日本为2.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6.4%，其中，印度为9.5%，中国为8.0%。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4.5%，其中，美国为5.2%，欧元区为4.3%，日本为3.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5.1%，其中，印度为8.5%，中国为5.6%。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机构的估计值是有差异的。美联储2021年9月22日宣布下调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率：从7.0%降至5.9%，长期增长率为1.8%。亚洲开发银行（ADB）在《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中预测2021年印度经济增长10.0%，2022年为7.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预测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8.0%。
（二）就业（失业）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20年全球失业率为6.5%（2019年为5.4%），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为5.3%、6.3%、6.7%和6.8%。美国1月为3.5%，4月为14.8%；欧盟3月为6.3%，8月为7.7%；中国1月为5.3%，2月为6.2%，8月为5.6%。2021年全球失业率为6.3%，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为5.3%、5.9%、7.0%和5.8%。美国1月为6.3%，10月为4.6%；欧盟4月为7.4%，9月为6.7%；中国2月为5.5%，10月为4.9%。2022年全球失业率预计为5.7%，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为5.2%、5.5%、6.4%和5.0%。
（三）通货膨胀
2020年发达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0.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1%。其中，美国1月为2.5%，6月为0.6%，12月为1.4%；欧元区1月为1.4%，11月为0.2%；印度1月为8.8%，12月为4.6%；中国1月为5.4%，11月为-0.5%。2021年发达经济体CPI预计为2.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5%。其中，美国1月为1.4%，7月为5.4%，10月为6.2%；欧元区2月为0.9%，10月为4.1%；印度1月为4.1%，6月为4.5%；中国1月为-0.3%，10月为1.5%，全年预计为0.8%。2022年发达经济体CPI预计为2.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4.9%。与全球通胀有关的指标是美国货币供应量。美国2020年3月M2为16.01万亿美元，2021年10月M2为21.19万亿美元，19个月间增长32.3%。
（四）债务
2020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债务规模259.7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332.4%；2021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债务规模288.7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360.4%。2020年发达国家政府赤字平均占GDP的比重达11.7%，新兴市场经济体为9.8%，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5.5%。一年间成熟经济体增长17.3万亿美元至202.5万亿美元，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11.6万亿美元至86.2万亿美元。2021年第一季度末成熟经济体政府债务为63.3万亿美元，一年间占GDP的比重从111.8%升至134.4%，增加10.2万亿美元；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54.5%升至59.9%，增加3.3万亿美元。2021年8月底美国国债总额为28.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28.6%，日本为15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比重约为275%。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57.1%和66.8%，同期印度分别为73.9%和89.6%。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外债存量上升5.3%，达到8.7万亿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2020年债务与国民总收入（GNI）之比从2019年的37%升至42%，同期债务与出口之比从126%升至154%。
（五）资本市场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指数2019年年末为8972.6，2020年年中为10058.3，2020年年末为12888.28，全年最高值为12973.33，最低值为6631.42。欧洲斯托克50（EUSTX50）股票指数2019年年末为3745.15，2020年年中为3232.02，2020年年末为3552.64，全年最高值为3867.28，最低值为2302.84。纳斯达克股票指数2021年年中为14503.95，10月29日涨至15498.39，截至2021年10月底，最高值为15504.12，最低值为12397.05。欧洲斯托克50股票指数2021年年中为4064.3，10月29日为4250.56，截至2021年10月底，最高值为4252.78，最低值为3473.76。2020年美国股票总市值几度突破42万亿美元，超过其GDP的2倍。截至2021年10月29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全球指数上涨17.04%，MSCI发达国家指数上涨19.73%，MSCI新兴市场经济体指数微跌0.23%。
（六）利率
短期利率可用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作为代表。2020年美元6个月期存款利率为0.7%，预计2021年为0.2%，2022年为0.4%。2020年欧元3个月期存款利率为-0.4%，预计2021年和2022年均为-0.5%。2020年日元6个月期存款利率为0，预计2021年为-0.1%，2022年为0。2020年人民币6个月期存款利率（SHIBOR）为2.5077%，2021年10月29日为2.5360%。长期利率一般用主要经济体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代表。美国2020年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0.889%，最高值为1.946%，最低值为0.318%；截至2021年10月末平均为1.4342%，10月29日为1.55%。德国2020年为-0.5158%，2021年10月29日为-0.14%。日本2020年为-0.003%，2021年10月29日为0.101%（2021年8月再次出现负值）。中国2020年为2.944%，截至2021年10月末平均收益率升至3.1%。
（七）汇率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美元指数大致能够反映全球汇率波动状况。美元指数2020年1月为97.392，4月为99.891，8月为93.071；美元指数2021年1月为90.189，4月为91.721，8月为92.799。从美元指数看，2021年1月比2020年1月美元贬值9.72%，美元兑日元贬值5.7%，兑欧元贬值10.1%。2021年1月至10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稳定，1月4日为6.4628∶1；10月29日为6.409∶1，最低为4月1日6.5739∶1，最高为5月31日6.3607∶1。
（八）贸易
2020年商品贸易量（剔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增长-5.3%，商品贸易额增长-8.0%至15.5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增长-20%至4.91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1.9%。2021年商品贸易量预计增长8.0%，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长5.7%，为2011年第三季度增长5.8%以来的最大增幅；中国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增长27.1%。2022年商品贸易量预计增长4.0%。WTO2021年8月18日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中读数为110.4，是2016年该表创立以来最高纪录，同比上涨20多点，高于趋势水平（基数为100）、具有前瞻性的新出口订单指数109.3，显示增速可能见顶。2021年1～10月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2.3%，进口增长31.4%，贸易顺差5106.4亿美元；对美国出口增长31.5%，进口增长39.2%，顺差3206.7亿美元，占顺差总量的62.8%。
（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
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增长-35%，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为-58%，发展中经济体为-8%。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5.75%，达1493亿美元。预计2021年全球FDI增长率为10%～1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5%～20%，发展中经济体为5%～10%。中国2021年1～7月实际使用外资67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5%。预计2022年全球FDI增长15%～20%，金额将达到1.4万亿美元。与跨国投资密切相关的跨国并购额2020年为4748.6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6.4%，并且已是连续两年下降。
（十）大宗商品价格
以美元计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16年=100）2020年1月为114.22，4月为73.47，8月为100.38。其中，粮食1月为102.19，4月为90.06（低点），8月为99.04；矿产品1月为131.72，3月为126.58（低点），8月为159.11；燃料1月为111.69，4月为49.08（低点），8月为80.82。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月为120.95，9月为157.9。其中，粮食1月为118.28，9月为132.42，高点比低点高44.7%；矿产品1月为171.37，5月为188.78（高点），高点比低点高49.1%；燃料1月为105，9月为163.35，2020年以来高点比低点高出232.8%，2021年预计上涨59.1%。2022年预计原油价格增长-1.8%，非能源类商品价格增长-0.9%。2008～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国（占出口60%以上）有93个，2018～2019年增至101个，出口额4.38万亿美元。
二、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八个问题
虽说眼下与往后围绕全球经济需要讨论的议题甚多，但从重要性和紧迫性上看，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一）通胀还是通缩
虽说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上涨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则通胀便使势不可当者提出的论据的说服力甚强。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后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根据货币公式不难推导得出，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花了八年才达到这一增幅。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2021年7月购债870亿欧元）。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在转化为消费后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支持者给出的理由同样充分。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后者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家庭恐惧感上升而消费趋于保守，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得到反映。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已经或正在“见顶”，美国连续三个月个人收入下降反映消费需求下降。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而证据之一就是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2021年10月19日为11.6万亿美元，尽管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需要注意的是，上一次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引起人们普遍预期的通胀。
正反两方的意见应该说都有道理。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们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在11月初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虽然价格强劲上升，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局面，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总体而言，本研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的判断基调是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二）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未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自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准确来说是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声明进行更新，表示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随后，欧央行2021年7月将中期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改为2%。美联储用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与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也被视为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未曾提及的宏观政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政策执行规则以及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只要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没有考虑到对于一个经济增长率超过利率或很可能在未来继续超过利率的经济体而言，当前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在未来可能不再严峻，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不难看出，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能否做出正确判断，业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的主要源泉。总体而言，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当月中旬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除了taper外，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鉴于资产价格位于历史高位且脆弱敏感，目前推高物价的供给冲击将于2021年得到缓解，故一旦退出政策的实施速度、力度与时机拿捏不准，便极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振荡与投资者预期逆转，出现破产海啸的风险上升，甚至滞胀降临。这也恰恰是9月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必须提防对由短暂效应引发的通胀反应过度”的原因之一。
（三）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开始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年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21年不再像2013年那样：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除土耳其外的“脆弱五国”外部融资与GDP之比亦显著下降。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来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接下来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以上风险的存在，便是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专门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主要动机。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已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很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而政策转向还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202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故需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尽管2020年G20和由官方债权人组成的巴黎俱乐部启动了处置债务问题的共同框架，以解决中低收入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状况和有资格参与债务暂缓偿还倡议的国家长期存在的融资缺口问题，但成效甚微，且该框架将于2021年底到期。
（四）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与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的日本的情况一样严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也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诸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达到了一年前的6倍。煤价过去一年间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自2021年2月以来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出现暴涨的原因便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是世界无法承受石油领域投资不足的后果：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
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稀释或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将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典型事例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24日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学界、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初步审查结果显示，民主共和两党报告都引发了人们对国防工业依赖有限的国内供应商、易受干扰的全球供应链以及竞争对手国家的供应商的担忧。
尽管从企业层面和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理由也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至少2021年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持续且坚定的开放政策和市场规模。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而感到“悲观”的企业占10%，一年前该占比为18%。
（五）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然而，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世界知晓美国政府完全缺乏战略方向或有说服力的领导能力时，当替代“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2020年3～9月疫情肆虐最严重期间，外国央行持有美债总额净减1552亿美元，国债购买者是美联储而非国际投资者和美国基金，以致美国债券价格在2020年3月暴跌后一直低迷，美元指数如前所述出现了大幅下降。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2.7万亿美元，以美元计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连续五年下降，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而2001年底美元储备占比超过70%；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21%，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日元资产占比20年来首次升至6%，人民币占比2%。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亦足以引人深思。
这些变化究竟是偶然异常还是预示着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19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进一步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1960～19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或许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终于齐全：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对统一财政政策的可信承诺。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将来能够不断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财政部长任上提出的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在此谈论美元全球地位走下坡路，并不是说美元体系将迅速瓦解，而是说在美元继续主导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其主导地位很可能比看上去脆弱，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轮廓正在显露。
（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2021年夏天的严酷热浪导致美国和加拿大数百人死亡，洪水给中国和德国等带来严重破坏性灾难，野火在西伯利亚、土耳其等地肆虐并失控。即使各国马上开始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的总升温也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世界打算在2050年前将净碳排放降至零，那就必须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年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撰写文章指出，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认知，但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或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仍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一半的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美国的减排政策为严控矿物燃料开采投资，如美国内政部颁发的在联邦土地上的钻探许可证从2021年4月的671份降至8月的171份。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包括疫情冲击、极端气候、社会舆论压力、政策导向转化、投资者预期改变、对能源转型困难低估、全球需求激增、供应链阻塞、不对称经济复苏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等，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在格拉斯哥召开。世界前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如何在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同时不过度损害自身经济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这既让减排努力落空也让本国企业受损，因而需征收碳调节税，但后者又可能因共识难达而阻碍全球碳排放合作，甚至有人担心主要排放国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可能引发贸易战。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美国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的碳关税调节建议，覆盖面临贸易竞争的碳密集型商品，由财政部决定成本计算和付费标准，但没有碳交易系统。中国2021年7月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此外，据巴黎气候协定，2015～2020年富国应每年向穷国提供1000亿美元，但承诺并未被兑现。
除了必须合理有序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外，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这和备受指责的汽车排放相差无几。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比如大力推广债务自然互换（DNS）安排，即鼓励发达国家通过让中低收入国家实行减排和环保措施来对其债务进行重组，优化私营和社会保险系统以处理极端气候带来的损害，创立一个类似IMF的国际保险机构，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气候俱乐部，让美欧中共享气候治理目标，协同推进清洁技术创新，以走出由公共产品与成本分摊引发的治理困境。
（七）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人口预测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重要计划和风险管理工具。政府需要通过短期和中期方案来估计人们对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帮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融资，为未来劳动力规划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明智地投资健康研究和开发资源，了解潜在的环境、军事、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并实施预防或缓解策略。对于从事具有长期回报投资的企业而言，人口预测同样重要。个人也会关注下述问题：是否会有足够的工人缴税以支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此外，人口变化还会涉及国际和国家安全与稳定。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通过让更多知识密集型任务（如分析消费者信用评级和提供金融建议）实现自动化，降低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还有学者将人口转变或“拐点”，理解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高质量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终结。
（八）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希望凭借占全球一半GDP的实力塑造从环境、劳动到贸易投资、技术及透明度等规则，阻止中国主导未来技术和产业，最终将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并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明确提出，美国将尝试所有的政策选项以探索对华经贸关系最有效的前进路径，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助力投资审查等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将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注重协调与盟友伙伴在基础设施议题上的立场，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寻求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想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长达2376页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维持其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面对规锁，中国的基本策略是在坚定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随着防范手段的进步和防范策略的不断成熟，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或演化为普通流感应该有六成以上的把握，尽管全球再次出现大流行的概率为100%。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复苏将受阻，并导致全球GDP在未来5年的累计损失达到5.3万亿美元。到2021年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58%的人口接种了疫苗，新兴经济体和贫穷国家的接种率分别为36%和5%。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除了前文提及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八个问题外，在今后数年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够侵入美债系统，信心就可能崩溃，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1年10月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经合组织分别预测为5.3%和5.7%。基于前述对数据与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倾向于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对人类和地球都有利的结果究竟为何尚无定论，在过去10年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经营共识”（习惯于高利润、低投资、弱竞争）能否走向终结还有待观察，我们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为《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总论，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