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导报》和《中国改革报》2022年1月5日

　　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中的“稳”与“进”

　　潘圆圆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数据能够很好地诠释这个要求。2017年~2020年，我国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2020年成为境外投资流量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2021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模、增幅和占全球的比重都保持了稳定。1月~11月，实际使用外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1572亿美元，同比增长21.4%；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91.3亿美元，同比增长4.3%。

　　2021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都取得了醒目的成绩，未来我国的外资工作将被更多人关注。预计2022年我国外资工作会从“稳”和“进”两方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一方面，“稳”对我国的外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如下原因。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经济。2020年外资企业纳税额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3%，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全国的36%；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2.8%，利润总额占全国的28.3%，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会带来外资结构的调整。例如，我国消费结构中对服务业的需求上升使得服务业外资流入增加。再如，我国扩大内需，会吸引更多“深耕中国”的外资流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可能有一些企业优势和中国禀赋匹配度较低的外资企业撤出，同时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外资虽然有流出和流入的变化，但预计我国的外资规模将保持稳定发展。

　　境外投资对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但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受国外投资保护主义和风险因素负面影响，需妥善应对，推动境外投资平稳健康发展。从经济规律来看，一国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更倾向于通过跨国资源配置来获取收益和利润；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阶段，则更多利用国内资源进行生产并对外出口。截至2020年底，我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58万亿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了更多通过境外投资来增加国民财富的阶段。但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面临一些困难。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面临政治化的投资审查。如，美国政府对我国的投资审查不断升级，限制我投资的严苛程度前所未有。而包括德国、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加紧了投资审查和限制，导致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因各国经济复苏不同步、疫情状况不稳定、中美竞争加剧等风险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凸显了我国境外投资以“稳”为基调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进”对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进”可能主要体现为利用高质量外资的“进展”和境外投资收益的“进步”。

　　我国利用高质量外资需“与时俱进”。从行业看，目前我国正在着力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工业化的质量，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应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从区域看，促进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是我国的政策目标，应鼓励更多外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体现了以上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利用外资工作将持续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

　　境外投资收益的上升意味着境外投资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这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情况。第一层是，境外直接投资在我国海外总资产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这是因为直接投资收益通常会高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收益。第二层是，境外直接投资内部将再次平衡风险收益关系，并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为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企业需提高境外投资能力和水平，审慎开展对经济与政治风险双高国家的投资，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前景平稳或良好、政治社会风险可控的国家，以期在可承受风险范围内，投资收益率取得“进步”。

　　正如传统智慧所说，坐如钟行如风。“稳”要如钟般稳重端正，“进”则要虎虎生风。这两者的前提都是健康的体魄。从我国的基本面看，我国抗疫成效显著、经济韧性强、产业链完备、营商环境改善、对外开放扩大，我国经济处于良性健康状态。在良性基本面的支撑下，2022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状况预计仍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