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CIF） 2020年12月1日
Policy Brief No. 2020.009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徐奇渊
随着对外资银行限制政策的逐步放松，2007年之后外资银行法人化成为趋势，并成为在华的主要经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31家外资银行由分行改制为本地注册的法人银行。近年来，具备法人地位的外资独资银行的数量稳中有增，
截至2020年第1季度，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法人银行、115家银行分行和14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共975家（含总行、分行、支行)。外资银行在华机构已经具有全球代表性，在BIS公布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2019）中，有14家已在中国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其余均设立分行或代表处。2019年末，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资产规模达到4.5万亿元，是2011年末的近2倍。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资产绝对规模都有明显上升。
但是从相对规模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那么成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7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4%，2019年末则降至了1.6%。不仅如此，外资银行的盈力能力也相对较低，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的数据，2019年4季度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为0.63%，低于城商行，而且还明显低于农商行、股份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
可见，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小而美（small and beautiful），而是越小越不行（small and incapable）。这就回到了本专栏之前提出的问题：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挑战，是不公平，还是水土不服？以外资银行为例，我们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以下的分析视角：
负债端，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面临约束，而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
外资银行难以像中资银行那样获得低成本的居民储蓄。根据2019年4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外资银行的总负债中，个人存款占比仅为3%，远远低于农信社（57.5%）、中资大型银行（33.4%）等各类银行的占比。
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额一直有100万元的下限限制。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将这一下限降至了50万元，不过这对于外资分行（不含外资法人银行）而言仍然是一个显性约束。
但是，外资银行的发展受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水土不服有关。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分支网点相对较少，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而且较少的分支机构难以形成网络效应。另一方面，除了几家外资行能够凭借母行的国际影响力，进入市场时较容易吸引本地客户，其他大部分外资行在中国主要服务于母国客户。上述因素都使得外资银行的个人存款业务发展较为缓慢。
此外，外资银行的母行所在的发达经济体，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定价市场化程度高，因此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同业拆借，较少依赖零售业务、物理网点布局较少。而我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成熟，基准利率及其利率走廊处于发展建设阶段，无论是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还是DR007（存款类机构间利率债质押的7天回购利率），它们在拆借规模和频率上都难以作为中国的基准利率。这也导致外资银行面临资金成本较高，资金来源受限，业务规模难以扩大。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障碍的分类，具体含义参见专栏系列第二篇。
资产端，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
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一度从无到有，上升至2007年的2.4%。此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一度快速膨胀。国内银行趁势而上、规模扩张，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金融风险。而外资银行因为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约束，较少参与这些业务，错过了一段发展的窗口期。在去杠杆前夕的2016年，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一度从高点降至1.4%。事实上，2016年与2007年相比，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了156%，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不过，同期中资银行资产扩张更快，增速达到了334%，因此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还是下降了。
2017年之后，我国开始重塑和强化金融监管。在一些国内金融机构面临防风险、去杠杆压力的同时，外资银行严格的风控、合规管理逐渐由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外资银行面临的监管环境也变得更加中性了。2017年之后，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有了一定的回升。同时也得益于更严格的合规，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也维持在低位。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末的数据，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7%，低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1.86%），也低于其他各类银行机构的比率。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截至3季度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仍稳定保持在0.67%。
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因素使得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间业务是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但是其中间业务发展也面临着约束。事实上，外资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2019年为1.6%），甚至明显高于同期利润占比（1.1%）。这说明，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整体来看，外资银行中间业务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我国国债、外汇衍生品市场尚不成熟，制约了相关中间业务发展。债券投资缺乏定价基准、缺乏价格发现工具，难以利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此外，部分衍生品市场的试点、准入对外资也有一定限制。目前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就没有包括外资。同时，外汇衍生品的“实需”监管缺乏灵活度。从企业和银行角度来看，在对全年汇率风险进行管理时，可能采用这类策略：1/3现结，1/3通过外汇远期锁定风险，剩余1/3任其浮动，因而无法报出准确的“实需”数据。而外汇管理要求按“实需”逐笔核销，这也妨碍了一揽子保值计划的实施。
业务准入方面，外资银行获得债券主承销商的资格较难。调研中，一些外资机构表示其海外债券业务经验丰富，债券发行、交易规模十分可观。但这些机构仍未获得A类主承销商资格。如果仅从境内外资法人银行自身条件来看，其确实难以在资产规模、客户网络等指标上胜出。不过近年来，相关资质标准已经有所调整，外资母行的优势也部分被纳入了考虑。2019年9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批获得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A类主承资格。不过目前，欧美日三大商会仍然在这方面有着较强的诉求。
此外，外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海外市场具有资源优势，拥有更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更广阔的国际客户网络。但是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外资银行通过该渠道开展中间业务。
综上所述，外资银行面临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具体来看：
不公平待遇方面，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对外资企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机构准入方面，外资银行已基本获得了同中资银行相同的待遇。不过，外资银行在获得机构准入之后，其在获得业务的牌照、许可等方面仍然面临事实上的困难。需要说明的是，负面清单和牌照制度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意味着外资可以进入未禁止的领域，牌照则是进入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两者并不矛盾。这类似于开车必须要有驾照。
但是外资机构普遍认为，在一些资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其参与度较低，由此导致资质标准向中资机构倾斜。这方面外资银行的重点诉求包括：银行间债券主承销商资格、债券回购市场准入条件、在岸市场的“债券通”做市商资格、国债期货等衍生品的试点和准入资质等等。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外资机构的诉求，并对市场准入的标准进行了渐进式的完善，上述部分领域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同时，外资银行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需要其努力适应。作为新进入者，新建网点的成本较高，外资银行难以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居民储蓄，这就对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业务规模扩大形成了制约。不过这一问题有其市场逻辑，需要外资银行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适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科技研发部门，积极参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物理网点作用下降，外资银行在网点布局上的劣势可能转变为历史包袱较轻的优势。
还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与过去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有关。在过去，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这既有外资银行合规较严格、不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有关。2018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外资银行所处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更具有中性特征。随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外资银行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管理将在一定程度上由劣势转化为优势。
还有部分水土不服症状，与当前金融监管不完善、金融市场不成熟有关，这对我国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成熟，限制了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提高了资金成本。衍生品市场的不成熟、以及外汇衍生品的实需原则，限制了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以及跨境投资的风险对冲操作。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外资银行的国际业务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此外，国内会计、审计规则与国际体系的不接轨，也显著提高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对接成本。事实上，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同样面临上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
反思中国金融开放的初衷，作为高储蓄经济体，中国本身并不在数量上缺乏资本。因此，引入外资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对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善加利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且通过外资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来使得上述进程具有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必须协同推进。
执笔人，徐奇渊、杨盼盼、钟益、刘禹。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