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GT（国际贸易研究）系列，2020年9月2日
Policy Brief No. 202015
本文已发表在2020年8月4日《界面新闻》
从外贸依存度变化看强化“国内大循环”的意义
倪月菊
今年以来，“双循环”发展模式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话题。那么，我国此时提出打造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模式的原因和意义何在？以国内循环为主是否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依存度？国内循环与扩大外贸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还是相得益彰呢？
“双循环”发展模式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力量的快速崛起，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使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倍感压力和“威胁”，开始不惜一切手段打压和遏制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趋势，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本应使国际社会抱团取暖，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各国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防疫举措和经济刺激政策，增加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减少，使我国的外贸进、出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用国内市场替代国际市场，拯救外贸企业于水火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加工贸易一直在我国外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方式，不仅恶化了人民的生存环境、也使我国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在危机时刻被“扼住咽喉”，从而打断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同时，作为“世界工厂”，长期的贸易顺差地位也成为诸多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加大，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风险也不断加大。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急速上升，也使这种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档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逐步由国际循环为主向国际国内循环双着重方向转换。
从外贸依存度来看，已经由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逐年回落，2019年的外贸依存度仅为31.8%，与上世纪末的水平相当。同时，最终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占GDP之比逐年上升，2012年后，消费占GDP之比一直在50%以上。从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0%。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双循环模式已经在近年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得到较好印证。也证明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是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可见，国际和国内双循环是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判断也是基于外部环境恶化及新冠疫情“双冲击”做出的重大抉择。
那么，以国内循环为主是否意味着我国要进一步降低外贸依存度呢？我们知道，外贸依存度是一国的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程度，其定量表现为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之比。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小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大国，其主要原因是小国本身的资源和市场有限，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外贸。而大国由于本身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等因素，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当然，当大国经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面对外汇和国民储蓄“双缺口”的时候，把国际大循环放在首要位置也是势在必行，因此“外贸依存度”就会相对较高。外贸依存度不仅显示了一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也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参与国际竞争及合作的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但不同时期外贸依存度的增速有一定差异。上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双缺口”问题，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中国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外贸基数很低增速又快于GDP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也较快。90年代，由于受汇率调整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依存度的上升速度有所下降，2000年的外贸依存度接近40%。“入世”后，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罕见。2003年超过50%，2005又突破60%，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均达到60%以上。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企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占比过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过低所造成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但外贸依然大而不强，抗风险能力依然很低，依然经不起国际市场的大风大浪。所以，我们无法根据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判断一国外贸竞争力的强弱，也无据此判断一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经验证明，一国产品要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必须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从容以对。
因此，此时强调打造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模式，旨在应对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旨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当下强化“国内大循环”的意义更多在于“防风险”和“补短板”，确保在国际环境极端情况之下的国内生产链和供应链稳定运行，这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着力科技创新，切实解决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利于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循环，形成发展的新优势，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