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

　　王雷

　　当前，随着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安全结构、地区秩序的不断演变，中国维护周边安全正面临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若干较为严峻的挑战。对于转型期的周边安全研究来讲，我们迫切需要加强三方面努力：一是构建并完善新时期周边安全研究的理论与分析框架；二是准确把握和评估周边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趋势；三是强化热点问题的跟踪与调研。本研究报告致力于从上述三方面展开研究，对过去一年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进行分析、评估和展望。

　　一、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研究来讲，做好形势评估必然涉及三个重要问题，合理界定“中国周边”的地理范围，明确“周边安全”的研究范畴与要素，把握“评估安全形势”的途径和方法。

　　首先，对于“中国周边”地理范围的界定，学界当前存在“小周边”、“大周边”的不同看法。“小周边”地理范围相对狭义，主要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大周边”范围较为广泛，超越了传统的邻国、东亚、亚太范围，甚至包括部分非洲、美洲国家。显然，合理确定划分标准十分重要。我们主张“中国周边”的界定至少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地理范围不应过度宽泛，周边安全研究要与国际安全研究有所区别，应侧重于陆上、海上与中国相邻或相近、具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复杂的安全问题可以适当考虑域外国家、地区的安全和利益关联；三是要树立大周边意识，随着中国崛起，影响力不断增大，周边安全研究理应具备更大的战略视野。

　　正是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对“中国周边”地理范围的界定主要包括：俄罗斯、朝鲜、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14个陆上邻国，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文莱6个海上邻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泰国、柬埔寨、新加坡、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8个与中国没有直接接壤，但地理临近，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家。这28个国家分布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海洋方向五大“板块”。

　　其次，对于“周边安全”研究范畴和要素的选择，传统安全研究显然主要关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强调外部的直接威胁，侧重于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的研究。新时期，随着核扩散、恐怖主义、信息、文化、宗教、生态等安全问题不断涌现，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面对传统与非传统、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选定中国“周边安全”的研究范畴，主张应用两原则：一是要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政治与非政治安全要素的综合分析与评估，尽量确保研究的综合性和全面性；二是为了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必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影响大小、关联程度进行适当取舍。鉴于形势评估类报告的特点，本报告将侧重于关注的政治、军事安全形势，诸如领土安全、军事关系，边境安全、领土纠纷与冲突，以及恐怖、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威胁或风险。

　　再者，对于“安全形势的评估”，考虑到安全是与威胁、利益密切相关的，评估安全形势实际上就是评估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评估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利益（如战略、政治、经济、军事、防扩散、反恐等方面的利益）是否安全，不妨借助以下途径和方法来实现：一是观察周边国家的战略取向及其变化；二是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对华态度；三是跟踪周边热点问题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四是关注周边地区突发事件的冲击和影响。通过上述四方面研究，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受到何种威胁以及多大程度威胁，需要明确周边安全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就本报告来讲，以下分析将围绕这一研究框架而展开。为了分析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趋势，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含“非常稳定、比较稳定、欠稳定、比较紧张、非常紧张”五个区间的趋势分析频谱，意在直观展现过去一年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与趋势。为了评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我们设计了一个包括“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五个层级的程度分析频谱，旨在清楚展示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所处的状态及变化。

　　二、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与评估

　　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大体延续了近几年的发展特征，局部紧张与整体稳定并存，转型期大国竞争博弈加剧，海洋权益争端升级、热点问题复杂多变加大了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挑战与困难，但是周边安全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逆转，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周边安全环境依然总体有利。过去一年，随着地区秩序的不断演进，一些国家内外政策、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新趋势。

　　（一）东北亚方向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持续上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日益增大。从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基调来看，美国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过去一年，在东北亚地区，美国继续支持日本扩军修宪，联合后者积极推动印太战略，力促日韩和解，打造制衡中国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在军事层面，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亚太优先部署先进武器，强推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衅，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离间中朝关系，试图将中国边缘化。这些做法无疑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影响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限制了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安倍政府寻求调整对华政策。近一年来,虽然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对中国加强遏制，依靠美国谋求东北亚主导权的战略方针没有改变，但安倍政府主动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政治外交领域，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为契机，安倍政府不断表达对话缓和姿态，并力求在国际多边场合实现中日领导会谈。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断多年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在经济领域，安倍政府呼吁加强对华经贸关系，试探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意向。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内部反对“两面下注”对华战略的声音不断增多，二是面对美国的贸易大棒政策，日本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予以制衡。当前，随着高层互访以及各领域对话的不断恢复，中日关系已呈现改善和回稳迹象。

　　文在寅政府积极改善对外关系。过去一年，面对朴槿惠政府后期亲美外交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以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经贸领域对韩国的打压，文在寅政府开始主动调整对外政策。在政治外交领域，文在寅政府力推大国平衡外交，在稳固韩美同盟的前提下，尝试改善因萨德问题恶化的中韩，俄韩关系。在半岛问题上，韩国寻求改善朝韩关系，缓解紧张局势。在经贸领域，文在寅政府提出三项对外经济合作新构想。其中，“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事关半岛及周边经济合作的远景规划。“新北方政策”谋求在对中、对俄、对蒙经济合作上寻找“增量”。“新南方政策”的重点是东盟和印度，在地域上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部分重合，在某些领域形成一定竞合态势。总的来讲，受美国因素影响，韩国对外政策调整幅度有限，过去一年中韩关系有所转圜，但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朝鲜对外战略由对抗转向对话。自2017年多次进行核试和导弹试射后，过去一年，朝鲜对外战略开始出现明显转变。2018年初通过参加平昌奥运会，朝鲜主动对外展示了对话缓和姿态。2018年3月中朝领导人举行了首脑会晤，朝鲜表示愿意实现半岛无核化。2018年4月金正恩在劳动党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新的战略路线，表示今后朝鲜将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建设。与此同时，4月27日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会晤，签署了《板门店宣言》，5月26日两人在板门店进行第二次会晤。通过上述一系列外交活动，朝鲜在对美关系上也取得重大突破，2018年6月金正恩和特朗普在新加坡实现了史上首次朝美首脑会谈。显然，朝核问题重返对话轨道、半岛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有利于朝鲜摆脱孤立、改善安全环境。

　　总体看，过去一年东北亚安全形势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在这个区域，中俄安全关系依然最好，合作程度较高。2018年中俄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不断加深，双方在地区事务上紧密配合、相互协作。中蒙关系比较稳定，巴图勒嘎政府对华政策比较务实，中蒙经济合作延续良好势头。中日关系虽然呈现了改善迹象，但安倍政府对华政策依然具有“两面性”和“投机性”，能否延续回暖势头有待观察。受朝鲜、韩国调整对外战略影响，中朝、中韩关系实现较大转圜。随着朝美恢复直接接触，朝核问题再次重返对话轨道。不过，由于美朝缺乏政治互信，半岛无核化前景不容乐观。

　　（二）东南亚方向

　　美越安全合作进一步升温。过去一年，美越防务交流十分频繁。2017年7月，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会见了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8月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访美。 2017年12月美国向越南海警部队赠送巡逻舰。新年伊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越南，随后3月美国派出航母访问越南岘港。美越强化防务关系显然各有所需。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利用越南的地理条件及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心理，企图把越南打造成自己“重返亚太”的一个支点。越南的战略意图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增加自己维护南海权益的实力和筹码，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影响。当然，美越军事关系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越南对发展与美防务合作无疑存有戒心，一方面是担忧美国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因美越关系发展损害越中、越俄关系。不管怎样，在中越南海争端依然持续、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越防务合作不断升温无疑在战略、军事层面对中国构成了牵制和制衡，相关发展趋势需要给予密切关注。

　　菲律宾倾向大国平衡外交。杜特尔特上任后，菲律宾对华政策做出积极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和磋商，中菲关系得到较大转圜。但是，也要看到，杜特尔特政府在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上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两面性”：在军事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但又不满于美菲同盟在某些方面的不平等性；在经济上对华存在依赖，但又因南海问题而对中国存有戒心。在这种情况下，杜特尔特政府虽然对阿基诺三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进行了修正，但并未触及美菲关系的根基。不难发现，2018年美菲军事合作水平不降反升，5月两国举行了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建设继续强化。显然，美菲当前对强化军事合作有着较为现实的战略需求，杜特尔特政府也倾向于通过大国平衡外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到这种趋势短期难以改变，中菲南海争端虽然有所趋缓，但仍存隐忧。对于中菲关系，菲律宾调整对华政策显然存在限度，中国需要对相关变化保有客观、理性的认知和判断。

　　新加坡对华态度做出调整。近年来中新关系陷入低谷与新加坡奉行“联美制华”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在战略层面，新加坡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直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在南海问题上，鼓励南海周边国家利用仲裁手段解决争议。在台湾问题上，违反一中原则与台湾秘密发展军事交流与合作。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制。2017 年 9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华，中新关系对话、接触要素显著提升。显然，随着南海争端有所降温，菲律宾、越南等国开始转变对华态度，新加坡也没必要追随美国继续与中国对抗。再者，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废除TPP、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现实压力，新加坡也迫切需要改善对华关系、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总之，受上述因素影响，过去一年中新关系呈现回暖迹象。

　　总的来讲，过去一年东南亚安全形势较为稳定，东盟国家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希望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希望借助中国崛起的机会实现互利共赢。在这其中，老挝、柬埔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依然最好。泰国、缅甸、印尼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也保持较高水平。2018年马来西亚举行了大选，执政61年的国民阵线失去政权，由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军的希望联盟赢得选举，当前中马关系受马方内部变局影响出现一些波动，但新政府总体倾向于对华继续保持友好与合作。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制衡色彩依然较浓。三国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依然存在疑虑，倾向于借助外部势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三）南亚方向

　　中印关系有所企稳和改善。2017年洞朗危机导致中印关系出现显著下滑，但进入2018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已逐渐恢复良性互动的基本态势。首先，从政治外交高层互动来看，继2018年2月印度外交部秘书顾凯杰访华后，莫迪政府持续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先是主动限制达赖集团在印度的政治活动以及印度国内的反华声音，随后3月份莫迪总理就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来贺电，表示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进入4月，印外交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等高官陆续访华，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6月莫迪总理出席上合青岛峰会与中方领导人再次会谈。与此同时，中印双方在工作层面的沟通对话也始终保持通畅。过去一年，有关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的工作会议、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的会议、中印跨境河流专家对话会议都如期举行，取得积极成果。种种迹象表明，中印两国都希望管控分歧，避免边境领土纷争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的波动。

　　南亚大选季迎来系列新变局。过去一年，南亚新一轮大选季拉开序幕。2017年12月，由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组成的左翼联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亲印度的尼泊尔大会党竞选失利。新当选的总理奥利表示，尼泊尔希望成为印中两国的桥梁，今年4月和6月奥利分别对印度和中国进行了访问，尼泊尔政局变动能否获得印度支持有待观察。2018年7月巴基斯坦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正义运动党获得胜利，打破了该国30年来穆盟和人民党轮流坐庄的局面。当前，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已出任巴基斯坦新总理，巴内政外交走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2018年9月23日马尔代夫举行总统选举，反对派候选人萨利赫赢得大选。今年2月该国曾爆发政治危机，印度一度威胁出兵干预，此番大选产生的政局变动是否影响近年来快速升温的中马关系有待观察。同样，10月不丹将迎来国民议会选举，2013年印度因对时任首相廷莱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不满，对不丹大选进行干预，导致廷莱领导的繁荣进步党落败，此番不丹选举能否免受外部势力影响值得关注。此外，2019年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也将迎来大选，随着南亚各国政治变局陆续开启，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一些国家内外政策走向料将出现新的变化与调整。

　　总体来看，过去一年南亚安全形势稳中有变。印巴关系依然紧张，矛盾难以化解。中巴关系较为稳健，出现波动的可能性料将不大。中印关系总体呈现改善趋势，但边界争端、战略猜忌依然困扰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当前，印度对中巴关系、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存在存有较深的偏见和误解。为了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印度与美日等国不断强化安全合作，阻碍“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的推进。南亚小国虽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但囿于印度的态度，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四）中亚方向

　　中亚安全领域潜伏诸多风险。过去一年，中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安全领域仍面临不少风险。首先，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博弈日趋明显。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不断强化影响力，试图重新整合中亚国家。美国也在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强化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谋求利用中亚牵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除此之外，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向中亚渗透，当前，中亚地缘政治总体呈现美俄竞争延续，同时更趋多元的复杂格局。

　　其次，中亚国家的内部稳定依然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失业、社会矛盾激化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的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塔吉克斯坦内战遗留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东部地区仍有不少非法武装盘踞，时而制造事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采取高压手段维持国内稳定，这两个国家都完成了首任领导人去世后的政权平稳交接，但维系政权稳定依面临不少挑战。

　　再者，中亚国家之间各种问题和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由于历史积怨、资源分配和贸易纠纷等原因，中亚国家在外部经济环境趋于复杂的情况下加强合作面临较多阻力，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比较复杂。水资源、非法务工和债务等问题事实上一直在影响中亚国家间曾经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不仅如此，中亚国家间的边境争端问题也难以化解，在费尔干盆地，吉塔、乌塔、乌吉的边境纷争依然十分敏感。

　　此外，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也给中亚带来了较大的安全压力。当前，“伊斯兰国”向阿的渗透已经初见成效，有迹象表明，中亚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不仅如此，“基地”、“阿塔”、“ 巴塔”、“乌伊运”等极端宗教组织也大量盘踞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边界地区，肆机扩张。随着 “圣战分子”向这一地区不断回流，域内域外极端势力不断合流，中南亚交界区域的恐怖、极端势力已经呈现向中亚地区渗透、扩散的趋势，对中国在中亚的利益，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构成挑战。

　　总体来讲，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在稳定中蕴含较多变数，非传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影响稳定和安全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和相邻的“热点”地区。中亚国家除阿富汗外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国历来主张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正在延续积极、健康的发展势头。

　　（五）海洋方向

　　特朗普政府积极推进印太战略。自2017年11月美国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后，近一年来特朗普政府开始不断充实和推进这项战略。从政治层面看，美日澳试图将更多国家拉入印太战略体系，今年英法两国在美国唆使下就派遣军舰参加了所谓的“南海自由巡航”行动。此外，美日澳还试图拉拢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台湾参与印太战略。从军事层面看，美国已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这种调整显示了印太战略先军后经、以军带政的推进思路。当然，作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也在积极支持美国企业扩展与印太地区的商业联系，谋求更多经济利益。但总体来看，印太战略当前还处于构想和造势阶段，其地缘政治的重点是维系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在海洋方向的崛起，地缘经济的重点是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对冲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提升的经济影响力。

　　毫无疑问，印度当前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重点拉拢的对象。自2017年美日澳印举行四方会谈后，美印防务安全合作不断升级。2018年9月美印举行了首次外交与防务“2+2”会谈，签订了《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进一步提升了军事合作水平。从战略层面来看，印度利用美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对于公开加入针对中国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潜在联盟显然存有顾虑。菲、越等国对“印太战略”目前大体持观望态度，在南海问题上它们希望获得域外大国的支持，但又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显然，印太战略的前景仍面临诸多限制和不确定性。但近一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显著加大，双方在南海、台海地区的军事较量明显加剧。中国需要对该战略的后续走势给予高度关注，要警惕一些国家战略取向做出改变的可能性。

　　南海局势表面趋缓，但暗流涌动。自2016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有所降温，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得到解决，现有形势并不稳固。过去一年，中国在以下四个领域面临较为突出的挑战：首先，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主张和声索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近期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在中国强势维权背景下做出的被迫选择。事实上，这些国家仍在南海所占岛礁从事建设活动，包括军事设施建设，试图强化“实际控制”；其次，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日趋明显。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放宽了美军舰船进入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审批权，美军显著提升了在南沙、西沙海域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力度。与此同时，美军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演习、抵近侦察，军事设施建设动作也在加大；再者，域外大国联动干预事态不断加剧。近一年来，美国一直鼓动澳大利亚在南海执行定期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煽动英国、法国等国派舰进入南海巡弋，并定期和日本举行海上军演，竭力营造多国海军力量介入、干预南海局势的事实，在军事、外交层面给中国制造麻烦、试图逆转现有局势；此外，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立场趋于统一的态势越发明显。“双轨思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构建南海行为准则方面达成诸多共识，有利于稳定南海局势。但另一方面，东盟成员国在与中方的互动中也意识到，统一立场迫使中国让步的重要性。应该看到，近来非声索国新加坡、缅甸、老挝关于南海争端的态度都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中国想要巩固现有合作的趋势仍面临较大挑战。

　　三 总结与展望

　　毫无疑问，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依然复杂多变，转型期内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就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开始增多。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因素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局部的和可控的，并没有从全局、根本层面动摇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虽然中国周边一些区域的安全形势存在进一步紧张化或者波动性加大的可能，但是失控、无序的风险较小。除非爆发大规模战争或者突发性武装冲突，否则，在可见的预期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料将持续。

　　从区域层面来看，过去一年，受朝核问题重返对话轨道影响，东北亚安全形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缓和趋势。东南亚安全形势依然相对稳定。南亚安全形势总体来讲稳中有变，新一轮大选季给地区安全格局、一些国家的内外政策走向带来新的变化与调整。中亚安全形势稳定中蕴含较多潜在风险，大国博弈、民族矛盾、边界纷争、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较为突出。海洋方向的安全形势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中美在印太区域的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二是南海问题总体来看有所降温，但当前形势仍不稳固。

　　总而言之，过去一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四个新特点：一是周边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持续上升。虽然特朗普政府摒弃了“亚太再平衡” 战略及其经济内核《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对中国崛起的警惕、 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各种制衡、打压措施更为强硬。中日两国尚未找到摆脱安全困境的有效方法。虽然安倍政府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但对华战略“侧重投机、两边下注”的底色并未改变。对中印关系而言，战略猜忌依然难以化解；二是周边一些热点问题有所降温。显然，中印两国都希望管控分歧，避免边境争端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的波动。朝核问题正在迎来重大转机，尽管美朝对话实际成果有限，但半岛紧张局势已经大为缓和；三是部分国家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变，中日、中朝、中韩、中越、中菲、中新关系均实现较大转圜；四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推进地区合作机制上取得了积极进展，澜湄合作机制、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磋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都在加速推进。

　　可以预见，短期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转型与调整料将不会结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需要不断磨合。虽然磨合期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竞争、博弈成分显著增多，但对话、协商、合作的成分也在明显加大。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发生摩擦、纷争后，各方都在努力控制局势，避免危机失控。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各方的主流诉求。在可见的预期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料将在磨合中继续前行，周边国家需要不断适应中国崛起，中国也需要不断适应自己新的身份与责任。如果各方能够抓住机遇，尽快就安全合作机制、规范达成共识，那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上述调整和摸索就会显著缩短，反之，则可能面临较长的磨合期。同样，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错综复杂、积重难返，在现有的条件下，它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彻底解决和处理。因此，无论对中方来讲，还是其他各方而言，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管控，避免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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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国际形势黄皮书：2019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国际形势黄皮书：2019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张宇燕主编；李东燕、邹治波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