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重点关注的中美经济议题
李远芳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编译的《全球智库半月谈》（2017年末至2018年9月末）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和“中国”在语义网络中表现为首要和次级中心词语。其他重要主题词包括“贸易”、“政策”、“关税”、“美元”、“增长”、“金融”、“银行”等。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本文回顾2018年全球智库重点关注的中美经济重点议题。其中引起全球智库学者重点讨论以美国为核心的两类议题包括：贸易政策及美国经济走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两类重点议题包括：宏观经济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议题总体上凸显了中美各自国内经济问题的全球性影响，还显示中美对外经济政策的碰撞更为频繁，全球进入了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时代。
一、全球智库关注焦点
虽然2017–2018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未曾有过的普遍而强劲的增长，但因为破坏复苏的风险因素频频现而难以保持乐观。数量众多的全球性智库作为全球性事件的重要观察者和政策建言者，其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及众多智力成果可为国际社会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预判未来的政策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编译的《全球智库半月谈》正是根据这一认识向社会公开提供的一份信息资料。
对2017年末至2018年9月末共18期《全球智库半月谈》进行简单的文本分析，可以大概窥见这一时期全球智库的关注焦点。这18期《全球智库半月谈》共刊载180篇经编译缩写的智库报告，正文文本约51万字。对这些文本进行机器分词后进行词频统计，结果显示排名第一、二的词语分别是“美国”、“中国”。二者词频分别为3240、2708次，平均每篇文章出现18次、15次，远高于第三位以降。接下来四个处于第二梯队的高频词是：贸易、经济、国家、政策。从第7个到第30个高频词中，指向性相对更为明确的主题性词语包括关税、市场、美元、增长、金融、银行、投资、技术、货币、安全、进口等（图 1）。这一排名与《全球智库半月谈》的文章选择方式存在一定关系。目前每期《全球智库半月谈》的选编文章是由国内专家投票产生，因此更多反映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偏好。这一选择机制下，“中国”是高频词属于情理之中，而“美国”排名第一同时是“欧盟/欧洲”词频的三倍多仍反映了2018年美国问题是智库关注重点的事实。
对上述文本中的高频词进行语义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关系最为复杂密集的语义网络中，“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心词语，“中国”则是次级中心，而且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图 2）。二者之间则存在一系列处于复杂联系中的主题词，包括：贸易、政府、政策、全球、市场、美元、关税、技术等。
这说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2018年全球智库的议题关注中，两大经济体常常被热点主题联系，从而同时出现。而在其中，让二者联系最为紧密的热点主题无疑是贸易政策问题。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本文回顾2018年全球智库重点关注的中美经济重点议题。议题的选择在考虑词频分析结果的同时，也考虑所代表的议题光谱的广泛性，争取对2018年全球智库的经济议题热点有个以点带面的纵览。下面将回顾以美国为核心的两类议题：贸易政策及美国经济走向，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两类重点议题：宏观经济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
二、围绕美国的重要议题
1.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
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以来开始频频在贸易政策上对贸易伙伴施压，2018年演变为一系列贸易摩擦，其中中国遭受了最大压力，也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性措施。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内法单边挑起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做法，无疑对现有全球贸易体系构成了极大的负面冲击，在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同时，对未来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事态发展牵动全球，成为2018年智库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需要对其实质、效果和长远影响进行持续评估。
就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行动逻辑而言，若是纯粹从贸易利益上理解，将是难以得出有足够经济理论支撑。VOX官网刊登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Robert Feenstra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的文章。他们使用最新的数据方法估算了国际贸易对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确实减少了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业，但美国的其他行业却在同时受益于出口扩张。从总体来看，美国毫无疑问是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另外，从手段的合理性来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Caroline Freund认为，美国政府若严肃对待贸易赤字问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但并不包括贸易政策。尽管直观地看，贸易政策应该成为减少贸易赤字的合适手段，但这并不符合经济学逻辑。对一个国家或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将使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或产品，扭曲消费，同时贸易差额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对所有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将减少进口，但同时也会使得美元走强，降低出口，扭曲消费和生产。
如果经济逻辑上说不通，那么特朗普政府行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不少智库专家认为，其核心在于抑制中国的技术崛起。Bruegel的Alicia García-Herrero分析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过程，认为美国战略逐渐从缩小双边贸易逆差，转为更为针对性的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目标。在美国对中国1333项产品的初始征税清单中，有10%左右的产品数目属于高技术制造业，仅有3%的产品种类属于低端。最终实施的征税清单则更为收敛到中间品和资本设备上。
从更根本的层面看，Bruegel的Jean Pisani-Ferry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行动逻辑相对历届政府最大的改变不在于自利的政治行动，而在于它不再相信支撑全球经济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历史上看，特朗普政府不是第一个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政府。由于一直以来的政治制度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愿意加入或遵守国际规则，譬如1948年拒绝加入哈瓦那宪章（建立全球贸易组织的早期尝试），国会对国际组织的不信任以及布什总统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都是前例。同样，特朗普也不是首位使用对抗手段来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总统，如尼克松总统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单边政策深刻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绕过已建立的贸易准则仅仅揪住日本不放以达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即便如此，从美国接棒英国获得全球领导地位以来，很少有人否定美国全球经济制度负责人（owner）的地位。根据时机和政治状况，美国会选择规避一些准则或者促进其实施，选择更加自利的政策亦或是更慷慨的政策，选择追求狭隘的短期利益或更广泛的长期目标，但无论美国做了什么，它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业主”（owner）。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深谙此义。此次事态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不相信支持全球体系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特别关键的是，美国似乎不再相信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并让中国在顶级议事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最佳方式。
对特朗普政府这些行动的后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智库普遍认为这些行动将损害全球贸易体系，不利于健康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美国智库学者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特朗普政府不顾国际贸易规则的政策手法也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Robert Z. Lawrence认为，虽然美国对于中国一些经济政策的担忧是有合理性的，但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来解决。原本美国能更有效的与其他对中国政策有着类似关切的国家合作，一致的来采取行动，但目前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损害了自身的领导力。贸易战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美两国，还妨碍全球供应链所涉及的其他国家，同时还伤害了在对全球一体化稳定预期下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的企业。
从外部更广阔的视角看，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虽然具备了一系列规则和组织，但这些远未完成全球经济和金融根本制度的构建。因此，该体系尚未具备自动解决全球性难题、协调各国渡过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G7和G20这类非正式峰会的根本原因。它们能提供政治动能，而很重要的是，它们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领导力。如果美国不再相信并支持这一体系，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等重要参与者虽然有可能最终能发挥全球领导力，但当前仍缺乏足够的意愿或能力或威信来实施。因此，Bruegel的Pisani-Ferry认为，对于世界其它国家而言，当前局面存在很大风险，很难说在这一情况下如果爆发危机，全球仍能安然挺过。
在深刻的政策冲突背景下，未来美中之间应该基于何种原则合作交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Adam S. Posen认为，虽然当前中美之间发生了尖锐的贸易冲突，但中美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在冲突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在共存的同时化解双方的冲突，二者有必要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体制，包括创造新的机构解决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补贴这类无法在WTO中解决的问题。这一新体制需要建立在以下这一组认识基础之上：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主要由于宏观和金融因素，而非贸易因素本身；中美双边的协议应当把重点放在商业和政府行为上，而不是以经济结果为目标；中国企业应当被允许在包括高技术领域的任何行业竞争并获得成功；中国应当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政府应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角色。
2.美国经济走向及关键风险
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展现出了良性态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Olivier Blanchard与Colombe Ladreit de Lacharrière对本次美国经济扩张与1970年来的其他六次经济扩张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本次经济复苏罕见的平衡，各项指标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均落在在2.5个百分点以内。当然平衡增长并不能保证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衰退。金融失衡也可能在宏观经济看来仍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加剧。事实上，在2001到2007年的经济复苏期间，美国经济各项指标也算比较平衡，但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金融失衡。不过，相比2001–2007年，本次复苏仍有些更为积极的特点。总需求的各部分中，出口增长率相对最高，住房和政府支出增长率相对最低。美联储达拉斯分行主席Robert S. Kaplan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2018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有1.2个百分点由非居民商业投资带动，且美国对外净出口也贡献了0.5个百分点的增长，这些趋势都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美国经济景气仍处于高位，经济指标也很平衡，但经济扩张结束的到来方式有很多种。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冲击会导致经济扩张的结束，还有可能由于自身失衡而无法继续下去。美国经济复苏还能持续多久，会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逆转，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从短期看，Kaplan认为考虑到当前趋紧的劳动力市场和上涨的要素价格趋势，通胀的上行压力将会成为主导的周期性因素。但同时他也强调，强大的结构性因素（例如自动化和全球化）也会帮助抵消部分通胀上行的压力。美联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以恰到好处的速度完成加息。加息过快妨碍经济增长，加息过慢，则可能意味着美联储之后被迫快速加息，导致经济衰退。同时，Kaplan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决策还应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并密切注意其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冲击。随着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关联程度的日益紧密，国际市场的变化对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任何海外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都有可能传导至美国国内，并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CSIS的副所长Stephanie Segal的观点与此类似。她认为，美国紧缩的货币环境是美国经济面临的负面风险之首。虽然美国紧缩货币政策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但也会带来全球资本流动的变化。依赖资金流入来维持经常账户赤字和外部债务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资金流出的压力，也将收紧宏观政策。特别是美国更高的利率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前景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债务问题会更加突出，中国金融体系更为脆弱。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对商品价格的支撑作用，这些外部变化又会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另外她还强调了贸易和财政政策相关风险。关于后者，虽然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短期仍对经济发挥积极效果，但在中长期存在负面风险。减税可能会吸引大批公司返回美国，刺激公司投资，并带来更高的消费支出，但在未来十年也会使得政府债务提高1万亿到1.5万亿美元，并加剧收入不平等。另外，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这类支出被削减，也可能对中期经济繁荣产生负面影响。如上述风险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美国经济前景与美国国力都将受到影响。
三、围绕中国经济的重要议题
1.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2018年全球智库对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挑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金融相关领域。如基金组织发现，虽然从历史上看，信贷的确支持了中国的产出增长，但近年来由于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新增信贷往往被配置到了低效部门，如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低效的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1年至 2008年，信贷与 GDP 之比每变化 10 个百分点，GDP 就会相应增加两个百分点。但在 2010 年至 2015 年，信贷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几乎下降为零。他们认为，目前信贷已不能有效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提出如果财政刺激运用得当，可能会起到很大效果。譬如，2010年至2015年，预算内支出的财政乘数为1.4。这一乘数不仅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在中国也高于2001 年至2008年的历史较高水平（0.7）。因此，面对潜在的冲击（包括信贷增长减缓带来的冲击），财政政策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不过，财政优先工作的选择十分重要。从历史上看，大部分财政刺激针对的都是基础设施和与制造业相关的支出，而未来的财政刺激措施应优先考虑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向服务业转型。
针对中国银行资产质量，Bruegel的研究人员认为虽然2016年以来工业品价格上涨推高了中国企业的利润，间接帮助了银行，但这种资产质量的改善并不能掩盖中国银行业在其他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如低利润率和流动资本不足。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中国的银行盈利能力低下，而是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之前一段时间快速扩张，资产和利润增长之间的差距很大，压低了银行的资产回报率（ROA）。对于中小型银行来说, 情况更为严重。
针对房地产市场，IMF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房地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是特殊的，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在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起扮演着重要作用。尽管行政支持在推动房地产发展的初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房地产市场已经较为成熟且流动性过剩的今天，短期且大手笔的行政干预更大可能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行，扭曲信用和资源分配信号，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由于政府行为对于市场预期的巨大影响，尽管限购政策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房价和交易量，但并不能解决房地产市场根本性的供求失衡问题和伴随泡沫而生的投机热情，进而导致了每次调控后都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奇怪现象。因此，这份报告认为，中国不仅处于房地产市场短期风险管理的交叉路口，更是处于长期住房和金融挑战的交叉路口。
为了保证市场有效运行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包括一线城市政府应该停止将达到或维持某个房价水平作为目标，而应着重于重建市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其次，银行抵押贷款担保标准和资本化水平应当使社会对金融体系能够承受正常市场调整的影响具备信心；再次，在良好的信贷基础上，在抵押贷款市场中，应提升除银行体系之外的私人机构的参与度；最后，监管当局应重点平衡保证银行健康和维护消费者安全的双重目标。
还有一些全球智库的研究者则从更长远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资源紧张、劳动力老龄化、债务大量积累等结构性矛盾，因此普遍认为中国当前需要再次启动市场化改革，为下一个阶段的健康快速发展铺平道路。Harry Wu及David T. Liang基于微观数据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产业层面进行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点。其研究显示， 1981–2012年间中国平均每年0.86个百分点的总TFP增长中，73％（0.63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行业内增长，另外27％（0.23个百分点）可归因于各行业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表 1）。通过将TFP的行业来源分解为四个具体的ICT组，他们发现中国也与国际趋势相似。ICT生产和使用制造业发挥了显著作用，尤其是ICT使用制造业贡献巨大（0.92个百分点）——这是ICT生产者贡献的2.5倍左右（0.37个百分点）。另外，ICT使用服务业组（–0.14个百分点）和非ICT组（–0.52个百分点）对TF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ICT使用服务业组（贸易、运输、金融和科学研究等）的大多数行业都是国有的，结合Wu（2016）的研究，这的确说明政府干预的产业生产率比那些市场导向性产业的生产率低，同时，即使国有垄断行业高度结合ICT，也仍然避免不了效率低下。
除了来源于各行业的TFP的增长之外，资本和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对中国总体TFP的增长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在市场经济中通常不会被观察到。Jorgenson等人（1987）的研究表明，当不忽略要素重新分配的影响时，资本的重新分配往往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却经常产生负作用。这是因为资本服务价格高的行业资本增长较快，但边际报酬较高的行业劳动力增长却较慢。但Wu和Liang的研究则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力再分配效应是正的，这表明改革期间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但中国的资本重新配置效应却是负面的，这意味着资本资源的严重错配。
总体上，在1981–2012年间，中国ICT生产和ICT使用制造业贡献了中国9.38％的总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中的29％，同时贡献了中国0.86％的年均TFP增长率的149％，后者弥补了由于资本长期错配而导致的生产率严重损失和政府干预部门的效率低下。
2.审视“一带一路”倡议走向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面临的困境非常复杂，多种质疑中最为突出的几项分别是：意图问题、不可持续的债务问题、腐败问题、对中资企业的不平等待遇问题以及社会和环保问题。在西方国家官员以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怀疑甚至批评的意见。
一些全球智库的研究者提出，中国继续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然而，他们也认为，中国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走向有多大的把控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的海关体系、土地制度及其他困难需要克服，另一方面，国内外各种利益群体都有强烈动机将自身诉求包装进“一带一路”的框架内，将之改头换面，打上一带一路的幌子。这极有可能致使原本清晰的政策目标在执行中走样。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与外延早已与五年前大不相同。根据五年来官员的历次发言，“一带一路”的范围甚至已扩大到了北极圈、网络信息空间，甚至还包括外太空。
因此，为了使“一带一路”的发展道路更加平稳，全球智库专家认为中方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当是设立一套清晰明确的项目评估标准。如CSIS的专家Jonathan E. Hillman所提出的，如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只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在150年前修建跨美洲铁路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当时，美国铁路的修建者们重视速度而忽视安全，在规划线路时漠视对沿线环境的保护，同时财务状况也相当不透明，最终除了使得工人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外，还使得权贵阶层中饱私囊，而公共财政则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这些错误的决策也间接导致了两次金融危机。另外，对于其他国家的质疑者而言，与其一味地批评中方的努力，倒不如参与其中，从而与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实现共赢。在这一方面，日本为国际社会开了一个好头。尽管日本是最早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的国家之一，但日方还是着手推进了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和建设合作，这意味着日本企业也有机会在一带一路的谈判桌上获得一席之地。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编译的《全球智库半月谈》（2017年末至2018年9月末）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美国”和“中国”在词频中列位第一和第二，同时“美国”词频是“欧盟/欧洲”词频的三倍多，后者排名仅在第八位。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国内专家在选稿投票时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应该反映了相对其他地区，2018年美国问题的确是全球智库关注重点的事实。“美国”和“中国”二者在语义网络中表现为首要和次级中心词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二者常常被热点主题联系，从而同时出现。在其中，让二者联系最为紧密的热点主题无疑是贸易政策问题。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本文回顾了2018年全球智库重点关注的中美经济重点议题。议题的选择在考虑词频分析结果的同时，也考虑所代表的议题光谱的广泛性，尽量对2018年全球智库的经济议题热点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纵览。
通过回顾以美国为核心的两类议题——贸易政策及美国经济走向，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三类重点议题——宏观经济挑战、增长表现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到总体上中美各自国内经济问题所具有的全球性影响，同时也看到当前中美对外经济政策的碰撞更为频繁。这两方面都意味着全球进入了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时代。如果中美不能承担起与各自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匹配的责任，或者不能就影响全球体系的问题真诚合作，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球治理将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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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 《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 孙杰、姚枝仲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