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光明网》2017年1月

2016习式外交的自信与担当

薛力

　　以大国思维、积极进取为基调的习式外交，在2014、2015年展示出的特征是：大国外交与大国意识，积极进取，重视周边，底线思维，强化公众外交。经过几年实践与调适后的习式外交，在2016年体现为哪些特征？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外交者所关注的。笔者的体会是，上述框架依然适用，但在调适的过程中展示出若干新意，也凸显新挑战。

　　大国自信确立与展示。内政领域，“三个自信”增加“文化自信”后发展为“四个自信”、结合裁军强力推动军事动员与指挥体制改革、对查处的一批高级党政干部依法进行了审判、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确信已找到适合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与此相呼应，在对外领域，大力展示大国自信：针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倾向，力主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潮流，并推动这一进程：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把创新当作全球恢复增长的新动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果阿金砖峰会上，联合其他金砖国家确立团结、开放、共同发展的“果阿精神”，通过《果阿宣言》就联合国事务、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巴以矛盾、阿富汗局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传染病疫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发出共同声音；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强调反对一切形式保护主义，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推动会议专门通过《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上任前的出格外交言行，特别是打破中美长期共识、挑战中国核心与重大利益的言行，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对新加坡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系列举动，不疾不徐，打组合拳。

　　大国担当色彩突出。以全球治理为抓手，在参与并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大国担当。在全球层面，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表征，在G20峰会上携手美国向联合国交存中美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则是体现大国担当的典型例证。在区域层面，主要表现为推动“一带一路”落实，如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统筹规划海底光缆和跨境陆地光缆建设，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网上丝绸之路。

　　不同地区一批重大项目实施或落成：在中亚，19.26公里的中亚第一长隧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贯通；在东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高铁”动工；在南亚，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均动工，瓜达尔港正式开航，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项目全面复工；在西亚，中国在沙特最大投资项目延布炼厂正式投产，埃及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动工；在非洲，从首都阿布贾至卡杜纳的尼日利亚阿卡铁路开通运营，丝路国际银行在吉布提成立，埃塞尔比亚首都亚德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在欧洲，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并发车1500多列，中方企业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并接管经营权，中方企业投资英国核电项目一揽子投资协议签署，欣克利角C项目实质启动；在拉美，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竣工发电。

　　周边外交已成重中之重。2016年大致可以看作是大国外交与主场外交的小年，周边外交与落实“一带一路”的大年。习近平2015年曾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遍访四个常任理事国，而2016年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外交，表现为接待来访大国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领导人图斯克与容克，以及在杭州会见来访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他访问的大国只有印度，还是参加金砖峰会。当然，中国最高领导人很少连续两年访问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而且对方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至少访问中国一次，则可以判定其在中国外交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过去几年里，只有俄罗斯符合这个条件。中国与俄罗斯在东海与南海的联合军演、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调行动，显示出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协作的新进展。这属于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习近平对印度的访问也带有一定的周边外交色彩。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亚欧大陆，特别是大陆的中东部。这一点在2016年得到了明显的展示。习近平在年初访问了沙特、埃及、伊朗三国，3月专程访问捷克，6月出访塞尔维亚与波兰，并接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及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10月出席果阿金砖峰会前访问柬埔寨与孟加拉国。

　　通过这些访问，中国强化了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建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近年发展较快，习近平时隔三年再次造访为两国合作再添新火。而中国领导人时隔三十年再访孟加拉国，并签署向孟方贷款240亿美元的协议，则凸显其“一带一路”沿线支轴国家的地位。该国或成为仅次于巴基斯坦的“孟铁”。

　　底线思维日益彰显。这方面在南海问题、萨德问题、台湾问题、新加坡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展示。虽然韩美认为部署萨德的直接诱因是朝鲜核试验，但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在防止朝鲜导弹攻击上的功能有限，韩国的行为却改变了中美战略平衡，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反应，要求韩国纠正这一错误做法。在南海问题上，面对美国主导、阿基诺政府发动、仲裁庭落实的“南海仲裁案”，坚持“不承认、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并争取到70个国家的政治声援。针对新加坡未能发挥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功能角色、取代菲律宾推动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中国的做法，中国官方的正式反应仅限于外交部发言人，但若隐若现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无疑是向新加坡发出信息：在南海问题上，声索国之间直接谈判是正途，贵国的做法明显过头了，但依然损害不了中国，却不利于其自身。

　　台湾问题并非国际问题，但对“九二共识”的坚守，也是底线思维的一大表现。蔡英文已经感受到大陆立场的威力，因此虽然一心谋“独”，却不敢把公投法修改草案提交“立法院”付诸表决。

　　公众外交面临挑战。互联网时代民众对外交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因而，以受访国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出访的一项议程。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对此高度重视，并尝试通过东道国的语言、民谣、掌故、文学作品、文物、民间交往案例等，提升东道国民众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接受。“夫人外交”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应该说，这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建设的参与度在加深，与沿线国的人员往来在增加，但整体而言，沿线国家普通民众几年来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并没有明显提升，一些国家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的疑虑甚至有所增加。这些甚至开始影响沿线国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决策。这种现象虽然尚未成为“普遍的主流”，但依然值得中国深思。中国政府很清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与实现的难度，但对于如何应对挑战，还缺乏清晰的思路与对策。

　　从发达国家走向海外的历史看，东道国的上述反应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如何被东道国民众从心理上接受、赢得东道国政府的信任，是一个系统过程，从实施到见效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发达国家官方的反思与政策调整，然后以透明、可信、不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实施进行投资、实施合作项目，包括鼓励非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参与、重视民生小项目的实施、培育东道国的“知我”阶层、展示企业与公民对当地的社会责任，等等。一般来说，通过大约一代人时间的努力，情况将整体改观。

　　总之，2016年的中国外交，与前两年相比，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带一路”既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无疑属于长期战略构想。为此，不妨把2017年确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反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