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2日
规范研究应突破单向的线性路经
袁正清
国际规范的研究是国外国际关系学界近10多年一直持续关注的研究议题和前沿领域。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主要以社会化为分析框架，研究的重点是规范的起源、扩散和内化。
制度环境赋予国家某种身份
第一阶段规范研究大约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是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资源，把斯坦福学派的世界文化框架运用到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来，强调国家作为一种组织，不只是生活在国际体系的物质力量结构之中。更是嵌入在国际社会的规则网络之内。在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之中，国家的行为并不只是基于权力基础之上的利益最大化，遵循成本—收益的结果逻辑。同时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赋予国家某种身份。使国家认识到什么行为是适当的，支配这种行为的逻辑是合法性机制。合法性强调的是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这种机制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即国家遵守和内化国际规则是因为规则具有合法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而不只是权力和利益计算的结果。这一分析路径的学者秉承了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结构占主导的理论取向，凸显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只不过这种结构不是沃尔兹意义上的物质结构，而是国际社会的观念结构，充盈其中的内容就是国际规范。
在这种强规范结构之下，国家的行为受到了约束和改变。行为的驱动力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功能需要，而是满足国际社会的制度要求。芬丽莫尔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把焦点对准国际组织，探讨了国际组织与国家间的“师生”“教学”关系。国际组织所携带的国际规范是国家置身其中的制度环境，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受到这种环境的再定义。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中，国际社会的扩展则被相对明确地表述为西方文明向外扩张，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不管是国际规范的美国视角还是英国学派，基本上是从外到内、从结构到行动者的分析路径。这种路径是第一阶段规范研究的重要特色。
国内变量影响国家接受规范
第二阶段规范研究大致始于2004年。这一阶段偏重于规范的传播方面，剖析的是过程，聚焦的是国家行为体，探讨的是国际规范如何被国家接受，重点放在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和内部反应上。因此相较于早期规范传播强调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构取向”研究，这些研究可称之为“施动者取向”研究。规范研究者试图强调国内政治、组织文化等变量在影响国家接受规范过程中的作用。勒格罗提出了“组织文化”概念，认为在行为体对外在规范做出反应的过程中，组织文化将被作为“认知和算计的启发性过滤器”而被运用。切克尔认为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影响不同扩散机制形成的干预变量，国家原有的观念、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文化匹配”是决定国际规范能否成功扩散至某个国家的关键因素。考太尔和戴维斯指出“国内显著性”和“国内政治结构”是国内传播影响国际规范的两个因素。阿查亚提出了“本地化”概念，他将本地化界定为本地行为体通过话语、框定、嫁接和文化选择这样的机制对外来观念进行积极建构，并导致外来观念变迁而与本地信仰和实践出现显著的一致。以瑞斯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规则通过积极的社会化和内化可以成为行动者身份的一部分，国际规范的扩散和效果是一种跨国网络倡议者推动的结果。
社会化框架忽视创新内涵
两个阶段的规范研究尽管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基本是在社会化这一概念框架内挖掘和推进。所谓社会化是使行为体接受某团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强调的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路径。第一阶段的结构取向研究视角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由外到内、由上到下的单向路线图。第二阶段的过程研究视角尽管突破了结构视角的强制性，把国家的能动性带进来，强调了行为体的反思性和主动性，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这种研究中。国家反思的内容还是外在的国际规范。只不过关注点转到了国家的内部制度如何更好地选择、过滤和内化国际规范。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理论最为明显地代表了规范研究的结构—过程链条，它把规范的起源、普及到内化看做人的生命一样。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规范被当做了国际社会的标准。这种社会化分析框架背后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或西方偏见，西方国家是“教师”和规范的提供者，非西方国家是“学生”和规范的模仿者和内化者。后进的国家通过社会化内化先进者的“好规范”成为后进者的必然选择。这种社会化框架最大的盲点就是忽视了国际规范发展过程会出现的创新内涵。规范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规范的起源、扩展和内化，还要注意规范在发展过程中孕育的创新，或者说规范的重塑。
研究规范的创新或重塑是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对于当下的中国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的复兴改变的不只是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结构。还会带来国际规范结构的变革和创新。规范的创新不是一个单向传授和扩展的过程，而是一种对话和沟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