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系列(GGP)

Working Paper No. 202407

May. 23, 2024

本文已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三期

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金砖合作———兼议金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任琳：renlin@cass.org.cn

　　当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骤然攀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公共产品短缺，加之逆全球化思潮肆虐， 世界市场不稳定性风险上升，部分大国恶意的“脱钩断链”行为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遇严重冲击，此外， 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愈发严峻，部分大国的强行介入与政治操弄，致使地区争端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地缘政治风险再度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于2024年实现了历史性扩容。

　　此轮金砖扩容显示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御外部风险与挑战的强烈诉求与实际行动，大大增强了金砖国家在国际经贸和全球治理事务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从学理上看，金砖扩容符合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 从属于机制扩容和集体行动的范畴，受到国际环境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同时也体现出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反思与发展: 近年来国际关系中也出现了制度制衡和联盟异化等新现象，借由理论发展审视金砖扩容，我们能够剥离纷繁复杂的现象，客观剖析金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学界和政策界探寻机制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参考，统观国际关系理论和金砖发展实践，主要存在以下几类理论范式与相关现象。

　　第一， 集体行动逻辑。首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必要形成集体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行动，代表了这一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金砖扩容则进一步增强了机制的代表性，大大提高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国家集体的国际话语权。实际上，寻求加入金砖的国家有二十多个，不仅仅是最终于2024年正式加入的几个成员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其代表性，能够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声，减少其他既有治理安排的制度非中性，推动完善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以，金砖机制在选择扩员对象时也有所侧重。其次，金砖扩容有助于借助成员国的集体力量推进世界多极化，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风险。例如，沙特、阿联酋和伊朗是传统的油气生产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则是全球能源物流的重要运输节点。这些国家对维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都具有较强的诉求，而它们的加入也让金砖国家更加有能力对冲外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石油美元的依赖，增强世界能源金融体系的多元韧性。最后，有学者指出，随着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未来也可能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即大集团会面临效率下降和公共产品短缺等现实问题。因此，金砖国家亟须思考如何在扩大组织影响力、增加成员多元性和代表性的同时，克服更大规模合作会面临的集体行动难题，使机制扩容更加循序渐进、稳健和可持续。

　　第二，双层博弈。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主要被用于分析外交谈判过程中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是如何彼此互动的。实际上，当我们分析金砖合作时也能发现，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也存在着双层博弈机制。而博弈的结果将决定其参与金砖机制的行为偏好和意愿强度。例如，出于提振本国经济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诉求，阿根廷上届政府积极追求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阿根廷的贸易结构看，作为金砖成员国的中国和巴西都是阿根廷农牧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而加入金砖则能进一步提振阿根廷的大宗商品出口。此外，阿根廷深受债务违约的掣肘，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充分融资，因此始终难以摆脱国内经济困境，而加入金砖也意味着阿根廷可以从金砖新开发银行及时融资，有助于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基于以上两个原因，阿根廷具有加入金砖机制的动力。然而，阿根廷却最终作出放弃加入金砖的决定。阿国内外舆论界认为，在外部大国和利益攸关方的施压下，为了获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私人投资者的融资，米莱政府不得不作出放弃加入金砖的决定。因此，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博弈下，阿根廷放弃了来自金砖机制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遇。

　　第三，制度制衡。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制度制衡指某些国家借由国际制度采取的战略制衡行为，包括设置排他性制度（排他性制衡）、 设置包容性制度（包容性制衡）、 借助制度的拥立者（kingmaker）等具体表现形式。对部分成员国而言金砖机制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冲和制度制衡属性。当然，不同成员国诉诸这一平台的意图并不全然相同。当下，中国将其视作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制衡形式，即借由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金砖机制，为既有全球发展治理提供有益补充，并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了克服发展赤字、缓解发展融资的不足并改革既有发展治理的制度非中性，在中国的倡议下，金砖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达发展诉求、寻求发展机遇、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平台。而对俄罗斯而言，这个平台的战略属性更强，排他性也更强。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孤立封锁，愈发认识到与美国及西方的对抗将是长期和结构性的，因此更加重视金砖合作机制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并将其视作对美国及西方采取制度制衡战略的重要平台。在制裁条件下，俄罗斯更加强调，金砖国家要建立一个不受国际政治干扰的、具有独立性的金融体系，为确保金砖国家从事商业交易提供必要保障。

　　第四，联盟异化。近年来，联盟的表现形式出现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弱化联盟承诺、减少联盟负担及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成本；与此相关，霸权同盟国随即采取了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的联盟策略。在金砖机制中，部分成员国既是金砖成员国，又是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它们的行为偏好并不稳定，具有一定的联盟异化特质，它们时而选择追随霸权联盟，时而坚持自主意识，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在举办金砖峰会时，南非政府因俄罗斯领导人问题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仍坚持了自己的独立立场，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这种“时而追随，时而背离”的行为选择不限于霸权国的盟友国家。例如，印度虽不是美国盟国，却是“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又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在遭受来自传统评级机构的降级警告后，印度更加强调要借助金砖平台创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避免发达国家主导信息流和评级权的现象持续发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某些发达国家近年来再次炒作“全球南方”概念，俄乌冲突爆发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一味追随美国采取对俄制裁，而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独立意识日益增强，让霸权国感受到了空前压力。因此，它妄图破坏全球南方的“铁板一块”分化该国家群体的内在聚合力。分化手段主要包括，声称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进行公开拉拢和刻意离间，或直接对部分相对弱小的南方国家施加压力，强迫它们与其站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亟须警惕美国及西方频频针对金砖合作采取破坏行为，蓄意制造分歧，破坏金砖国家的内部向心力的手段。